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真刀真槍地進行改革，這是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人的希望。改革的進程從來不會一帆風順，曲折起伏是必然的。但建立市場化、法治化的社會是大勢所趨，除此之外，中國別無出路。在此關鍵時刻，我們每個人都要做出努力。

　　當前，在中國經濟的增長率仍然在世界范圍內名列前茅的同時，不少人對未來經濟增長的前景感到迷惘。

　　從供給側觀察，經濟增長由三個基本驅動力量，即勞動、資本和效率推動。從21世紀初期開始，中國經濟增長原先所依靠的驅動力量開始消退；粗放增長方式，即主要依靠投資驅動造成的經濟結構扭曲和資源錯配卻愈演愈烈。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從21世紀第一個十年開始下降，出現了經濟下行的趨勢性變化。

　　國內和國際環境常常有不確定性，具體矛盾千變萬化、層出不窮，許多問題需要解決。經濟學家能做的事情，首先是對這些具體問題背后的基本問題作出分析和說明。這也是我將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第一個十年關于改革的三部專著《論競爭性市場體制》《當代中國經濟改革》和《中國增長模式抉擇》，集結為《中國改革三部曲》重新出版的原因。

　　這三部專著，系統地反映了我對中國改革問題的思考。從本質上說，中國的改革就是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改善生產關系，并在變化了的經濟基礎上，對上層建筑進行相應的調整?！懂敶袊洕母铩坊仡櫫酥袊母锏恼麄€歷程，體制變革與增長轉型是貫穿其中的兩條主線，它們也分別是《論競爭性市場體制》和《中國增長模式抉擇》討論的主題。

　　三部專著，主線一以貫之，所論的問題承前啟后，并伴隨著改革的進程層次遞進，均產生過較大的影響，獲得過一些獎勵?！懂敶袊洕母铩愤€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海外出版，成為國外了解中國經濟的參考書。究其原因，一是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海內外人士需要了解和研究中國經濟，一是由于中國改革的基本問題始終存在，書中提出的問題及對問題的分析總能因為與當前問題的關照引起讀者的共鳴。

　　這三部專著初版的時間跨度為14年，討論的內容從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進行“經濟管理體制改革”起，到當下改革的走向，跨度六十多年。為了方便讀者閱讀，將它們按照成書時間順序結集為《中國改革三部曲》。

　　一、 簡要說一下這三本書

　　第一部《論競爭性市場體制》為我與劉吉瑞君的對話，成書于1991年鄧小平南方談話的前夕，它全面討論了如何建立競爭性市場體制的問題。在今天看來，依然具有現實意義。

　　當前，中國面對的經濟結構問題越來越突出，需要通過“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來糾正資源的誤配、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要實現這一任務，必須依靠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市場有兩個主要的功能： 一是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二是能夠建立起激發創新創業積極性的激勵機制。說到底，“三去一降一補”，就是要靠這兩種最重要的機制才能實現。比如，要壓縮鋼鐵業的過剩產能，老辦法是由行政機關規定計劃指標，再層層分解下達到各個部門、各個地區和各個企業。壓縮任務通常只能按企業的大小、設備的新舊等“硬指標”“一刀切”，可是，根據這樣的標準，被切掉的往往并不是效率最差的設備和企業。

　　某些主管部門還有可能為保護自己的產業縱容企業保持和增加落后產能。再如，“補短板”，是加快效率較高、供不應求的產業的發展。如果用行政手段，主要是靠政治動員和運用政府的財政、信貸、補貼等政策，扶植一些政府認定應該發展的產業和應當做強做大的企業，而依靠市場機制，可以實現獎優罰劣，兩者效果是迥異的。經濟結構的調整也如此。

　　一種方法是由政府框定哪些產業和企業應該上，哪些產業和企業應該下，然后實施選擇性的、或稱縱向的產業政策，運用多種手段、甚至直接下達指標來進行調整。另一種辦法是通過市場，借助反映稀缺程度的價格機制來引導資源的配置，使資源從效率低的地方流出，轉到效率高的地方去。兩相比較，前一種看起來簡單易行、直接有效，但是，如果政府不知道什么樣的結構才是好的結構，只是按照長官意志、用行政手段“調結構”，就會出現諸多不良后果。歷史經驗表明，弱化行政手段，通過市場的不斷試錯把資源引導到最合適的地方去，從中長期看是最有效的。政府的產業政策也應當有利于強化競爭，而不是削弱和壓制競爭。當然，這個過程會有波動，有曲折。

　　理論分析和實踐經驗都表明，要完成經濟結構調整和結構優化的目標，必須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然而在當前的中國，能夠發揮這種作用的市場體系還沒有完全建立。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盡快通過改革，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制度基礎，即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和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所說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及其法治基礎建立和完善起來。這也是重印《論競爭性市場體制》的意義所在。

　　第二部《當代中國經濟改革》，首版于1999年1月問世，此后根據變化了的情況和發展了的認知，分別于2003年、2008年進行了兩次大幅修訂，并于2004年和2010年出版。由于最初是課程講義，在2010年出版時更名為《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并增加了一些教學的輔助性內容，此次收入《中國改革三部曲》恢復了其學術專著的原貌。

　　這本書，從當代人類社會演化變遷的兩個基礎性的問題出發，對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經濟進行了描述，特別是對其間某些改革嘗試進行了討論。這兩個基礎性問題是： (1)社會主義作為一種追求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社會理想，怎樣一步步地具體化為國家主義主導的集權的中央計劃經濟制度？

　　(2)為什么在這個被許諾為理想王國的經濟制度建立起來之后，各社會主義國家又不約而同要求對它進行改革？中國經濟改革是在之前三十年計劃經濟體制的基礎上進行的。不了解這個歷史背景，就不能深刻理解改革的困難所在和改革策略的選取。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這一點尤為重要。

　　改革是涉及億萬人的利益格局的大調整，它所要建立的現代市場經濟是一個復雜而精巧的巨型系統，對專業水平和操作藝術有很高的要求，并且很容易由于這兩方面的不足而產生困難?！懂敶袊洕母铩芬员容^制度分析為框架，較詳細地分析了總體改革戰略與農業、企業、價格、金融、財政、國際經濟以及有關的社會政治等方面的制度變化，是相對完整的改革敘事，讀者可以從中發現各領域制度演進的一般性規律，并更準確地認識中國的特殊性。應該說，中國經濟在過去30多年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最為本質的變化是制度的變化，是經濟運營機制和資源配置機制的變化。正是這個制度變化導致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

　　從某種程度上說，當代中國歷史就是一部經濟改革和國家體制演變的歷史。因此，該書被一些大學用作講授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的教科書，并被引介到國外，出版了英文、日文、韓文、繁體中文等多種版本。作為學術專著，這本書的腳注比較充分，可以為前述《論競爭性市場體制》提供必要的補充。盡管近年來改革又出現了一些新情況，但基本問題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

　　第三部《中國增長模式抉擇》成書于2005年11月，后來陸續增補修訂，到2013年9月，又出了第4版。

　　第十個五年計劃(2001—2005年)期間，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出現了反復，經濟結構出現惡化的趨勢，引發了2005年到2006年制定“十一五”(2006—2010年)規劃期間的一場“要不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怎樣才能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大討論。這本書就是我參加這次大討論的成果。

　　提高供給質量、優化經濟結構、實現發展方式轉型，并不是21世紀初才提出來的新要求。這一要求實際上已經提出幾十年了，它涉及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從靠資源投入驅動的增長到靠效率驅動的增長轉型。只不過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以致在長達幾十年的時期中用不同語言反復地提出。

　　早在1981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批準了國務院提出的“今后經濟建設的十大方針”?！笆蠓结槨卑ǘ囗梼灮a業結構和改革經濟體制的要求，希望能夠通過它們的貫徹，“圍繞著提高經濟效益，走出一條經濟建設的新路子”。

　　1995年制定的“九五”(1996—2000年)計劃又正式提出了實現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的“兩個根本轉變”的要求。其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要求，即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變，意味著經濟增長從主要靠資本等資源投入驅動轉變到主要靠效率提高驅動。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業化道路”。

　　2005年，在反思本世紀初“經濟重型化”和海量投資的教訓的基礎上，2005年制定的“十一五”(2006—2010)規劃重提“必須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努力實現從過度依賴資源投入的增長到以效率提高獲取經濟增長的轉變。后來2007年十七大講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2011年“十二五”(2011—2015)規劃講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針對的其實都是同一個問題，就是優化經濟結構和提高效率，但由于成效不大，而矛盾變得愈來愈突出，2014年和2015年相繼提出“引領新常態”和“著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

　　《中國增長模式抉擇》是制定“十一五”規劃前大討論的產物。我在書里介紹了當時討論的情況，并深入探討為什么增長模式要轉型、轉型不能取得預期成效的原因。具體的原因很多，歸結起來，就是存在十六屆三中全會《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所指出的“體制性障礙”，或者如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所說： 政府仍然在資源配置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抑制甚至排斥了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這也是這場討論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

　　二、 說說“結構性改革”

　　結集再版這三本書，常常讓我在歷史和現實中穿梭，促使我進一步思考當下及今后一段時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際上包含兩個含義不同的“結構”。第一層含義的“結構”，是指經濟結構，也就是資源配置的結構。在從供給側探究中國經濟減速的原因時，我們發現，最主要的問題是，由于資源錯配，經濟結構發生了扭曲，導致效率下降。

　　第二層意義上的“結構”，是體制機制的結構。這兩種“結構”之間的邏輯關系是這樣的： 經濟結構的優劣，最終取決于資源配置的體制機制；只有體制機制結構的優化，才能糾正資源配置結構的扭曲，提高供給質量。“結構性改革”講的正是這后一種結構的改革。這兩種“結構”不可混淆。如果把它們混為一談，就會用經濟結構的調整去取代體制結構的改革。歷史經驗表明，這樣做會造成最終經濟結構也不能得到優化的消極后果。

　　人們常常以為“結構性改革”是一個中國特有的提法，其實，這是一個在市場經濟國家文獻里常見的說法，即structural reform。當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制度已經建立起來，但其中的某些制度架構仍然存在問題，還需要對這些不夠完善、存在缺陷的制度架構進行改革時，這種改革就被稱為“結構性改革”。

　　我們習慣于把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改革叫作“體制改革”。當這個短語被譯成英語的時候，也常常用structural reform，即“結構性改革”來表達。因此，它是市場經濟國家常用來指稱局部體制架構改革的概念。2004年，時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首席經濟學家和研究中心主任的拉詹(Raghuram Rajan)教授曾經在一篇短文中對結構性改革做了言簡意賅的界定。

　　他指出：“許多經濟問題是由市場運行中的問題造成的，而不是因為資源短缺或者總需求過剩或不足。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眼中，此時顯然需要進行結構性改革，即改變支配市場行為的制度架構和監管架構。”問題在于，推進結構性改革的阻力往往大于助力，因為“結構性改革取得的成果、帶來的益處是長時期的，但是從短期來說，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會受損，所以很難被人們所接受?！边@跟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何其相似！

　　因此，需要明確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講的是對體制機制架構進行的改革，通過這種改革，把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建立起來，并且通過市場獎優罰劣、優勝劣汰作用的發揮，來糾正資源錯配，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和供給質量的提高。

　　在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后，我國按照建立競爭性市場體系的方向進行了一些試驗性的改革，比如企業注冊登記的便利化、營業稅改增值稅等等。這些改革取得的一個明顯成效，就是營商環境的改善和服務業發展的加快。服務業在2013年已超越第二產業成為我國最大的產業，吸納就業能力較之第二產業更強，這使我國就業情況在GDP增速下行的情況下得以保持較好的狀態。不過這種良性效果，只是結構性改革的牛刀小試。

　　從2016年1月以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歷次會議都著重討論了如何切實推進改革的問題。6月27日的第25次會議特別指出： “改革是一場革命，改的是體制機制，動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槍干是不行的。”

　　那么，怎樣才能防止改革空轉、真刀真槍地推進改革呢？我認為，需要在以下三個方面取得突破。

　　首要的問題，是要形成對改革的共識。以國企改革為例，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人都覺得國企改革似乎進展得太慢。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改革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國有資產管理機構由直接管企業(即管人、管事、管資產)轉向管資本為主，通過若干資本經營公司作為投資主體掌握原有的國有企業的股權。但是從傳媒發布的意見看，在這個問題上存在很不相同的認識，比如有些在國資部門工作的朋友就認為，他們還必須繼續管人、管事，直接管企業。在這種情況下，認識上求得統一，恐怕是國企改革能夠邁步往前走的一個前提條件。

　　第二，要抓實改革的機制保障，把執行各項改革決定的主體責任落實到位。以公平競爭審查為例，國務院發布的《意見》是十分重要和及時的，要求從2016年7月1日開始對新制定的政策預先進行審查。然后還要對原有的各種制度和政策進行審查，逐步清理、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規定和做法。但是仔細讀這個文件，仍然覺得它在抓實機制保障上有不足的地方。

　　比如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要求在公平競爭審查中“把自我審查和外部監督結合起來，加強社會監督”，但具體的工作部署只提出各個制定政策的機構進行自我審查，而沒有明確外部監督和社會監督由誰負責和怎樣進行。比如說民眾投訴某一個政策規定不符合公平競爭原則，由誰來接受投訴，誰來做出處理，必須有明確的責任主體，否則審查就容易落空。

　　第三，加強督察工作，落實主體責任。要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要求，“理清責任鏈條，擰緊責任螺絲”，抓緊完善對負有責任的機構和人員的督辦協調、督察落實和責任追究等工作機制。督查工作還要落實到人員的任免上，做到像習近平總書記在第25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上所說的那樣，“形成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導向”。

　　進入近代以來，中國為了實現民族復興，進行了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改革的諸多試驗和探索，從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也是其中之一。近40年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在進入21世紀后，一躍成為舉世矚目的經濟大國，這一點毋庸置疑。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真刀真槍地進行改革，這是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人的希望。改革的進程從來不會一帆風順，曲折起伏是必然的。但建立市場化、法治化的社會是大勢所趨，除此之外，中國別無出路。在此關鍵時刻，我們每個人都要做出努力。

　　我集結之前的專著并以《中國改革三部曲》的形式再版，就是想盡自己的一份力，并希望它能有助于全社會凝聚共識，堅定地走市場化、法治化改革道路，為中華民族爭取更加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