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外形勢復雜，不確定因素增多，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情況下，要實現穩中求進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推動經濟持續發展，根本還是要不斷解決好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突出問題，關系人民群眾生活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提供廣大人民的信心是重大的民心工程。古語云：得民心者得天下，這是古今中外的普遍規律。當前，民心工程，有三項改革必須抓在手里：

　　一、把制度反腐放到更加重要位置

　　當前，我國反腐斗爭已形成了壓倒性態勢。如何鞏固這種壓倒性態勢？如何奪取反腐斗爭的全面勝利？必須緊緊依靠制度建設，把制度反腐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來。當前，必須把官員財產公示制度建立起來。

　　我于2013年5月向中央呈報的《關于十八屆三中全會主題的建議》中提出，把建立官員財產公示制度作為政治體質改革的突破口。為了減少阻力，在操作上可實行三個“率先”：一是新當選或新任命官員率先公開；二是新任官員中領導干部率先公開；三是財產中不動產率先公開。三個“率先”可以避免一次性公開帶來的沖擊過大，同時也對改革新階段的選人用人有利，此外，中央已經部署落實的不動產登記制度也已經為不動產率先公開構筑好了技術基礎。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世界上已有140多個國家建立了官員財產公示制度。我國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國家，是四個自信的國家。因此，不管阻力有多大，困難再多，必須有勇氣把提升民心的這個制度建立起來。

　　二、把反腐中罰沒的財產建立扶貧基金

　　反腐敗工作的一個副產品，就是罰沒的大量貪腐財產，這些財產有現金、有房產、有字畫收藏品等等。這些財產怎么處理也關系到反腐敗的成果?，F在的情況是到底罰沒了多少，錢是怎么用的，都不知道，如果缺乏監督機制，那就可能滋生新的腐敗，前期反腐敗的成果也就被抵消了，人民群眾也沒有實實在在地從反腐敗中有獲得感，對反腐敗工作就可能產生看客心里，甚至產生審美疲勞。因此，如果能夠把反腐敗過程中罰沒的巨額資金投入到民生當中去，那就會大大增加人民群眾的獲得感，以人民群眾看得見摸得著的形式去實現正義，使反腐敗工作獲得更堅實的民意基礎，就會大大提升民心。

　　十八大以來，最大民生項目就是扶貧。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也是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的必然要求。如果能夠把反腐敗工作和扶貧工作結合起來，就有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把兩者相結合一個最簡單有效的辦法，就是用反腐敗罰沒的財產設立一個扶貧基金，罰沒的現金直接劃入基金，罰沒的房產、字畫收藏品拍賣變現后劃入基金，全部用于扶貧開發救助。為此，第一，必須把罰沒資金直接劃入扶貧基金的專項賬戶；第二，執法部門必須嚴格執行收支兩條線，嚴禁截留和返還；第三，必須提高扶貧基金的透明度，實行嚴格的監督制度。

　　三、改革創新是振興中國實體經濟的根本出路

　　我國是制造業大國，但不是制造業強國，在轉向先進制造業過程中面臨著許多不確定因素和挑戰。特別是特朗普為了實施“美國優先”，提出“讓制造業回家”的口號，將大幅度降稅，企業所得稅從35%降為15%；宣布中國匯率操縱國，對中國進口商品征收45%的高關稅；任命了敵視中國的經濟學家納瓦羅為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他是《致命中國：美國如何丟掉制造業》的作者，此書被制作為紀錄片，傳布美國5萬家工廠關門，2500萬人找不到工作，此舉必然會導致中美貿易爭端升級，中美貿易戰看來不可避免。我國要做好對應措施。

　　最近，對中國稅費是高了還是低了，引起社會各界的激烈反應。我認為必須弄清三個重要問題。

　　1、如何對待曹德旺的意見。

　　一種看法認為，曹德旺痛點，帶來了改革的契機。痛點是什么？稅費太高，企業難以承受。盡管美國的人工很貴，但綜合起來，在美國辦廠仍然比中國國內多賺10%。

　　另一種看法，認為曹德旺跑路了。包括一位部門領導也認為，“曹德旺跑路并非普遍現象”。曹德旺在美國辦廠是否跑路？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已深度融合，中國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必須利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因此，要把企業對外投資與不正常的資本外逃區分開來，簡單貼上“跑路”標簽，不利于企業走出去，不利于實體經濟發展。在經濟全球化中，企業家考慮的是，哪里成本低？哪里利潤多？這是全球配置資源的必然選擇。汽車玻璃的主要銷售地在美國，在美國建廠，無可非議。況且，曹德旺的大部分資產和業務仍在中國，所以不能說曹德旺跑路了。應該說，曹德旺說了大實話，說了良心話，應當引起黨和國家的重視。

　　2、如何看企業稅負高低的兩種不同聲音。

　　長期以來，主管部門認為企業稅負不高，而企業、學者、國際機構認為中國稅負較高。這是為什么呢？一個重要原因是口徑不同。稅務部門用的是小口徑概念，而國際機構、學者、企業用的是大稅收概念。一個國家的宏觀稅負是大稅收概念，它不僅是稅務部門收到的那個各種稅收，還包括了政府的其他各項收入。根據財政部2015年中國財政收支統計，全國一半公共預算收入152217億元，占GDP比例為22.5%。純粹按這個比例來看，中國稅負比例當然不高，但是實際稅負還包括其他方面：

　　一是社保收入。2015年社保基金總收入為4.6萬億元，加上這部分收入，中國的財政收入就變成了19.82萬億元。

　　二是土地出讓金收入。根據財政部“2015年全國土地出讓金收支情況”的統計，全部繳入國庫的土地出讓金為33657.73億元。中國的財政收入就增加到23.19萬億元。

　　三是政府基金和發債收入。加上2015年全國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國債收入。2015年的財政收入總額增加到26.67萬億元。

　　2015年中國GDP是67.6萬億元，財政收入為26.67萬億，宏觀稅負為39.4%，超過發達國家10個百分點。

　　多如牛毛的政府行政性收費。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最近提出集團繳付的各種行政性費用太多，達500多種。據有關部門核實，去掉重復計算，2015年娃哈哈集團及所屬企業的繳費項目為212項，繳費金額7412萬元。

　　這么多的收費項目，不僅增加了企業負擔，而且耗費了企業大量的精力。

　　3、稅收的錢用到哪里去了？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強調民生工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得到的實惠不斷提高。但同一些宏觀稅負超過30%的國家相比，在社會福利支出（教育、衛生、醫療、社保等方面）法國的社會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為35%，瑞典是38%，挪威是33%，丹麥是37%，澳大利亞是23%，法國是28%，美國是21%，我國還有很大差距。

　　我國的財政支出中，政府投資和政府開支占了很大一部分。

　　中央層面很重視簡政放權，經過多年努力，已大幅度壓縮了審批權，為什么還有那么多的行政性收費，這后面的背景是什么？據財稅專家賈康分析，“是相關公共權力環節的各個部門形成一定的既得利益。如審批權后面跟著的往往有明的收費權與暗的‘設租’權。其中許多收費是跟著公權在收的‘權力行使’帶出來的。”

　　2016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強調要降低宏觀稅負，為企業減稅降費指明了方向。在不久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著力振興實體經濟，把振興實體經濟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明確要求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減少審批環節，降低各類中介評估費用，降低企業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等。

　　李克強總理最近批示：“各方對涉企收費反映仍很強烈，財政部要會同發改委、工信部深入研究，拿出制度性、管長遠、見實效的清費措施。涉及的相關單位包括協會等都要勇于自我革命，破除利益束縛，切實讓企業減負，輕裝上陣?！?/span>

　　面對特朗普“制造業回歸”對我不利影響，面對我國制造業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黨中央、國務院下了很大決心要重振實體經濟，向先進制造業邁進?，F在就是要生根落地，拿出實招的時候了。

　　首先，是要加快財稅體制改革。能否把增值稅降5個百分點；把社保費率降低到工資的30%左右；把小企業納稅起征營業額月標準提高到10萬元；把行政性收費壓縮50%。

　　其次，政府要自我革命，簡政放權，轉變職能，大幅度減少行政開支。吃“皇糧”的人太多，所以財政支出減不下來。

　　第三，提高創新能力，改善創新環境。振興實體經濟，制造業轉型要靠創新驅動，提高創新能力?，F在，有關部門限制過多，缺乏奇思異想、無中生有的環境，對創新者的激勵政策要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