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國際輿論和市場關注4月19日中共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經濟下行存在“體制性”因素不到一周，多位學者彭森（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原會長）、孔涇源（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張維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張曉晶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蘇劍（ 北京大學國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樊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王小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常務理事，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等，4月24日在國民經濟研究所和社科文獻出版社聯合主辦的“《改革之路——我們的四十年》和《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18）》新書發布研討會”上發表觀點稱，回顧中國改革四十年來的不平凡經歷，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堅持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基本方向、堅持以惠及人民大眾為改革和發展目標，是過去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經驗。當前，改革與發展都處在一個重要關頭，能否繼續推進改革，是未來能否繼續保持良好發展勢頭的關鍵。
上述兩件事之間好像沒有必然聯系，但都共同觸及到了經濟“體制性改革”這一重大主題。
他們贊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常務理事，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在《改革之路：我們的四十年》中所提出的關于中國經濟增長仍然有巨大潛力的三個判斷及改革訴求：
第一，目前中國城鎮化率還不到60%，未來城鎮化發展仍然有巨大空間，能夠繼續發揮火車頭的作用，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但相關體制和政策需要調整，特別是要把城鎮化中“見物不見人”的傾向，轉到“以人為中心”的軌道上來，并推進土地制度改革。
第二，民營經濟蘊藏著巨大的發展動力。改革四十年的經驗證明，民營經濟部門的增長始終引領著整體經濟的增長，不僅增長更快，而且投入產出比更低（即以更低的投入帶來同樣的產出），在經濟不景氣時減速更慢，恢復時復蘇更快。只要有公平競爭的條件，民營經濟的未來發展潛力就仍然巨大。因此改善市場環境，促進公平競爭，政策一視同仁，減少行政干預極其重要。
第三，科技進步和創新能夠為未來增長提供強大動力。近些年來，在一些領域里，市場導向的科技進步已經出現了加快的苗頭。而要讓這些潛力得到釋放，除了需要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還需要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使知識產權得到充分保護，使創新得到尊重、收到回報；同時需要改革科研體制和教育體制，去行政化，增強市場激勵，鼓勵多元化發展。
他們也贊同王小魯、樊綱、胡李鵬在《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18）》中提出的關于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五大判斷和一項重大改革訴求：
第一，自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體制經歷了多方面的改革，基本上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向了市場經濟體制。這些改革極大地煥發了經濟活力，加速了經濟增長，使過去40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率達到9.5%；中國從人均GDP不到200美元的低收入國家成長為人均GDP約8800美元的中等收入國家；經濟總量上升到世界第2位；居民收入實現了大幅度提高，福利大為改善，數億農村貧困人口擺脫了絕對貧困。
第二，中國經濟能夠實現如此大進步，最根本的條件就是市場化改革。
第三，市場化改革并未完成，還有很多方面改革不徹底。中國目前的市場體制仍然是不完善的，而且經歷了進進退退。市場在一些方面的資源配置中并沒有起到決定性作用。尤其是在過去某些時期，政府對市場的行政干預有所上升，經濟中的不公平競爭現象有所增加，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所減弱，收入分配出現惡化。
第四，這些導致了經濟結構失衡和增長動能減弱，使經濟面臨重大挑戰。
因此，他們特別強調：中共中央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和十九大報告中都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這一改革還沒有到位。重振市場化改革，是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最重要任務。
從諸位學者在會上發言的內容看，他們非常強調實證分析，并據此一共提到多個方面的判斷和改革訴求，涉及改革的定義、國企改革的關系，以及關于中國模式的疑問。
彭森：改革需要明確定義 改革無止境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彭森的發言，談到了四十年的改革之所以沒有完成的幾個深刻原因：
他說，我們搞了40年改革，為什么還遠遠沒有完成？這個問題確實給我們出了一道難題。但是想想，可能無非就是幾個方面：
第一，涉及對改革的定義。是一般意義的改革，還是市場化改革，或是五位一體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定義始終在調整。
第二，改革的目標模式、改革的路徑存在著重大的爭論，到今天也沒有停止。小魯書里面也提到，我覺得突出一點就是對計劃經濟批判得是不是很徹底？近來有人強調，計劃經濟還有計劃經濟的好處，我們搞的“一五”、“二五”，初步建成了較完備的重工業體系，這都是計劃經濟的優勢。對計劃經濟的前20多年反思、總結、批判，我覺得還遠遠不夠。關于走向市場的進與退，小魯書中也都介紹了。對市場經濟本身的爭論一直都沒有緩解和停止。去年還出現了“民營經濟離場論”的風波，出現了“私有制滅亡論”的提法，這都不是偶然，都反映了社會中長期存在的左傾思想基礎。
第三，我們對改革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的認識還是在不斷深化。
彭森特別舉例對此判斷加以說明：
在改革初期，對于改革所需的時間，比較普遍的認識是，改革比較容易就可以完成了。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改革開放路線，體改委是1982年才建立的。1982年成立時還是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兼體改委的主任。1982年的3月25日，在第一次體改委黨組會上，他講了幾句話，第一句話，體制改革重點是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計劃和市場關系的問題，一個是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第二句話，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說到底就是改計劃體制，這也是講到了要害。第三句話，講到了改革大致需要的時間：總的考慮，用十年左右的時間完成改革這件大事，我看可能十年用不了，五年又太少，你們體改委能不能搞個6年的規劃？到1988年，基本完成改革的任務。這代表的是當時中央的判斷，不僅僅是他個人的判斷。因為兩年以后十二屆三中全會做改革決定的時候，文件里面有一句話——在分述計劃改革、國企改革、價格改革、勞動工資改革以后指出，總體來說改革應該根據國民經濟各個環節的內在聯系和主客觀條件的成熟程度，分輕重緩急和難易，有先有后、逐步進行，爭取五年左右的時間完成。這意味著1980年代末要完成改革。但是實際上那時候改革連目標模式都沒有定，1986年又出現反自由化的思潮。1987年李鐵映來體改委兼任主任，第一項工作就是組織“三、五、八”規劃。后來我專門問他，為什么搞“三、五、八”規劃？他說來的時候中央就交代了，原來想1988年、1989年能完成，看來不行了，能不能再搞8年，搞到1995年？這是有明確任務的。所以“三五八”就是這么來的。后來搞了8個課題組，當時吳敬璉老師一個組，社科院劉國光一個組，人大吳樹青一個組，北大、中央黨校都參加了，最后大家普遍認為1995年能完成。吳老師那個組當時提出來，1年穩中起步，2-4年基本轉軌，5-8年鞏固完善。而實際上到了1992年才確定改革的目標模式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以很不容易。
到了上世紀末的時候，又一次開會總結改革經驗。李鐵映深有感觸地說，我們當時把改革看近了、看淺了、看易了，看來是發展無止境，改革無止境?！斑@是改革的親歷者、見證者得出的結論。我覺得這一條體會很重要?！迸砩硎?。
第四，中國改革遠遠沒有完成，這是一個大的判斷。彭森說他完全贊成兩本書里面的結論，并講了一個故事：
2011年的時候，當時請了一些外國專家對中國改革提一些意見和建議，當時是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邁克爾.斯賓塞、前世行駐華首席代表林重庚等人來的。我當時在發改委分管改革，陪他們談了整整兩個半天。我都講完了以后，問外國專家有沒有什么看法，斯賓塞教授講，中國改革建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廈，你們把大樓建立起來了，遠處看很宏偉，但是近處看還有很多問題：窗門是不是都安對了？里面的動力系統、信息體系、穩定系統，很多系統還沒有真正按照市場的辦法運行。比如說像競爭政策，公平競爭的原則是不是都落實了？這是一個判斷。另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社會主義最重要的原則，比如說公平正義，落實得怎么樣呢？還是有很大的差距。外國專家好像很尖銳，實際上我覺得對我們是非常重要的啟示，我們市場化改革之路還遠遠沒有完成。
彭森還提到，從去年的下半年以來，中央對市場化改革又發出了明確的新的信號。去年7月31日，政治局會上首次提出穩中有變，國際上面臨重大風險挑戰。后來到了12月13日政治局會上又新提出了“五個堅持”，其中第五個新的提法，就是堅持深化市場化改革和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這個提法近幾年提得比較少了。2015年以來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市場化改革說得少了。習總書記講的“五個堅持”，一是穩中求進總基調，二是新的科學發展理念，三是高質量發展，四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第五是明確提出來深化市場化改革，這有很大的變化。到40周年慶祝大會上，總書記專門講了，要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的改革相統一。目標導向改革，中央是第一次提，目標導向改革講的也是市場化改革，被明確提出來。兩天以后，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有一個新提法：推進“四梁八柱”性質的改革，這也是和目標導向、市場化改革相一致的。
彭森說，今年1月23日，中央深改委第6次會議又提出來，要對標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方面取得決定性成果，要多抓根本性、全局性、制度性的改革。到了3月5日，“兩會”上李克強總理作了工作報告，明確提出來要通過市場化改革的方法來破解當前發展中的重大難題。我覺得從中央一系列關于改革發出新的信號，對我們下一步繼續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提出了一些新的任務。
他還說，根據中央的要求和市場化改革的進程，我們這兩本書肯定會得到社會上很高的評價，分省份市場化指數的報告也應該更有信心、有條件把它越做越好。
彭森最后對兩本書提出的兩點建議，透露了一些重要信息：
第一，市場化指數報告，我們已經形成了品牌和完整的體系，要考慮連續性，但是也要考慮一些新的變化，從今年開始，市場化改革正在抓幾個大的標志性任務。一是，全面落實2018年版市場準入制度，這個制度已經邁出了一大步。二是，公平競爭審查制度，雖然是2016年年底出臺，要求2017年中央一級推廣，2018年在全國推廣，但是進展比較慢。今年政府工作報告、計劃報告都反復強調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重要性。這也是我們研究市場化指數一定要關注的。
第二，小魯的書講了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看法，特別是用了一些數字，這個數字有一組還需要更加慎重一點。公共部門投資占GDP的比重，從書中看，政府和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1978年、1990年、2000年、2010年、2017年好像增加得很快，實際上這幾年全社會總投資占GDP的比重上升得更快。改革初期的時候，全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占GDP不到20%，2001年的時候突破30%，到2010年的時候突破60%，到了2017年已經突破70%。所以我們一直說要解決投資拉動的傳統發展模式轉化，經濟轉型問題還沒解決好。但是，政府投資在總投資中比重在下降。2003年，中央政府的總投資占全社會總投資的比重，當時中央政府投資差不多2000多億，全社會總投資是多少呢？5萬多億，占5%左右。這幾年中央政府投資翻了一番，2018年5600多億，但是社會總投資到了去年已經67萬億了，中央投資占比連1%都沒有了。如果考慮中央審批項目投資占比，變化也很大。過去一年國家發改委要審幾千個項目，占整個社會投資的20%以上；現在經過中央政府來審批的投資項目已經大大下降了，只有幾十個重大項目，投資占比可能連5%都沒有。這些變化還是要客觀地分析認識。
彭森表示，市場化的問題，特別市場化改革是一個歷史使命，是我們一代人始終不渝的改革任務。這兩本書不論是市場化指數報告，還是小魯本身作為一個改革的親歷者、見證者寫的《改革之路》，很好地反映了我們這一代人對市場化改革持續的分析研究和追求。但是當前我們還面臨著很嚴峻的一些挑戰和風險。本次會議討論中在很多問題上達成共識，與兩本書里的一些重大判斷是完全一致的。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市場化改革的路繼續走下去，完成好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使命。
宋曉梧：國企改革當前要處理好三個關系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原會長宋曉梧的發言，著重分析了當前國企改革需要處理好的三個關系。
他說，小魯的《改革之路》寫得非常好。長達40年的改革涉及面如此之大，他卻用不長的篇幅，高度加以概括，看了很受啟發。“其中我想就國有企業改革談一點想法。我是1982年到國家經委企業局實習，1983年研究生畢業就在國家經委企業局搞國有企業改革，當時的情況我可能知道得更詳細一些。我感覺，國有企業改革當前要處理好三個關系?！?/span>
第一是黨企關系，黨的領導在企業中如何體現，黨委和企業是什么關系？
小平同志還有彭真同志當年都對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這種企業領導體制是不滿意的，說我們解放這么多年來，總感到企業領導體制束縛了企業的發展。我們去調研的時候，企業反映黨委具體干預企業經營，結果種了別人的田荒自己的地。另外，黨委作為政治組織直接去管理一個經濟組織，企業在自負盈虧之后，如果破產了，是否黨委要負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時還叫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有競爭就有優勝劣汰，這是正常情況，劣汰的企業能讓一級政治組織黨委來負責嗎？當時由彭真同志負責成立了研究改革企業領導體制的班子，具體落到原國家經委，經委副主任袁寶華負責。我當時在企業局三處，處長讓我了解國內外企業領導體制的演變情況。我曾認為我們的企業領導體制是從蘇聯學來的，是照搬蘇聯的那套體系，但是一查不對了，蘇聯從來沒有實行過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十月革命勝利后，沒收了沙皇和資本家的資本變成國有企業，有人向列寧建議，設黨委領導企業。列寧說，黨是政治組織，企業是經濟組織，這兩個不能混淆。怎么體現黨在企業中的領導呢？蘇維埃的各項法律法規都是布爾什維克領導下確定的，企業在各項法律法規下自行活動就是在黨的領導下活動。黨對企業的領導是總體上的領導，黨不要去干涉企業的具體業務。上世紀80年代中期，經過大量調研，總結了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的經驗教訓，中央決定把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改變為廠長負責制。這是當時國有企業改革的重大突破和進展。
第二是政企關系。過去企業是政府的附著物，現在把企業變成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主體，這就要處理好企業和政府的關系。國有企業，當時還叫國營企業，是盈了上繳國家，虧了國家給你補，企業也沒有多少經營自主權。廠長經理們一再呼吁政府要放權“松綁”。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大慶，這么大個企業，修個廁所要報石油部批。放權，首先是企業產品的定價權，這就涉及價格體制改革，還有企業資金運作問題，涉及財稅和金融體制改革，企業資產的處置問題，涉及國家所有權與企業經營權的分離。圍繞搞活國有企業這個中心環節，理順政企關系，實行政企分開，從而推進相關體制的改革。后來我又到了中國企業家協會工作，跟企業家們打交道?，F在回顧，當時對社保改革的重要性認識是不足的。過去實行的是企業自保，企業自保為什么能實行？因為企業是行政機構的附屬物，缺了錢國家給你補，但實行企業自負盈虧以后，虧了，退休人員的錢誰給發？醫療費到哪里報？拿不到養老金的職工就去政府鬧事，有的地方演變成上萬人的群體事件，這才迫使我們認識到社會保障的重要性。那時社會保障制度在理論界是不夠重視的，巴山輪會議、莫干山會議這些載入中國改革史的重要會議上根本沒人提社保問題。記得我參加一次討論國有企業改革的座談會，我說不建立失業保險國有企業改革難以推進，有人說發言請不要偏離主題，會下還有議論說這人是外行吧。這是我親身經歷的，后來專門寫了一篇談失業保險與國企業改革的文章，發在中國企業家雜志上。在政企關系方面，改革進展很大，現在進一步推進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更有利于劃清政企關系。
第三是企工關系。不能再實行計劃體制下的“鐵飯碗”、 “大鍋飯”了，要實行全員勞動合同制。職工與企業的關系由上下級行政關系轉變為勞動契約關系、勞動供給方和勞動需求方的勞動契約關系，改變過去國有職工進了企業門就是國家人，而且一配定終生的狀況。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我們調查國有企業冗員占比高達20%-30%，怎么與別人競爭？這就要賦予企業用人自主權、工資自主權。當然這些自主權是在勞動法律法規框架下行使的，不得侵犯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同時要給予勞動者集體談判的權利，以平衡資本收益與勞動報酬。
宋曉梧表示，現在回顧這三個關系，黨企關系、政企關系、企工關系，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相比，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也是我們經濟建設取得高速發展的重要推進力?！暗鐒偛排碇魅握f的，改革的難度遠遠超過當初人們的預期，搞了40年，國有企業改革還在路上。剛才彭主任還講了，上世紀80年代曾設想用五年到八年改革就完成了。我記得上世紀90年代曾宣布到2000年，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框架就構建了，那么在這個框架之內，各個部門按照職責分工，自己去裝窗戶、布管線、鋪地板、吊頂棚就可以了，沒有必要再設一個綜合協調改革的部門，結果先后把國家體改委、國務院體改辦都撤銷了。當時顯然是對改革的進展過于樂觀了。在這方面，我完全贊成彭森主任講的，我們只有堅定地走市場化改革的道路，才能夠突破現在的困局，走回頭路絕對沒有出路，完全照搬照抄國外的東西，實踐證明也是行不通的。要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精神，以更加開放的格局，汲取世界各國經驗教訓，結合中國的實際，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堅定不移地走下去?！?/span>
張維迎：改革為何如此漫長？改革需要理念與激情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張維迎的發言，稱贊王小魯這本書，是中國40年的一部理念史，一部改革史，也是一部發展史，內容很簡要，但是重大的問題都在里邊，寫這樣一本書不容易。這40年，這三個“史”連在一塊。
張維迎說，沒有理念史，就沒有改革史；沒有改革史，也就不能有發展史。“小魯這本書講得很清楚，它告訴我們，中國過去40年的成就，靠的就是兩種力量，第一種是理念的力量，第二種是市場的力量。這也是我這幾年特別強調的，我還有一本書叫《理念的力量》，另一本是《市場的邏輯》。經濟學家都是講利益，但很多變革是由理念變化引起的，有什么樣的理念才有什么樣的改革措施。這本書在這方面非常重要，講了不少關于理念的故事。”
張維迎稱，小魯是有資格寫觀念史的，因為他本人就是理念變革的推動者，對理念的變革起了很大的作用。這首先源自他個人的學術研究。據我所知，他應該是最早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作者之一，他的文章很早就在談商品經濟問題。其次，他自己作為《未定稿》編輯，貢獻非常非常地大，《未定稿》盡管印刷量很少，但它影響了最重要的一批人，影響在思考的那些人。小魯還是當年莫干山會議論文評審負責人，他還做了許多其他的編輯工作，包括《走向未來》叢書的編輯，體改所雜志的編輯。他為新觀念的傳播做出了巨大貢獻。
他說，“我和小魯曾經是體改所的同事，他是很低調的人，我們那時候的同事現在還堅持這么認真地做研究、做中國改革研究的不太多了。小魯作為一個堅定的市場化改革派，一直從事經濟學研究，一路走過來，很不簡單。當年他的一位合作者現在是堅定的反市場派?！?/span>
張維迎表示，剛才彭主任談到改革為什么如此漫長，他講的故事太有意思了，有些我是第一次聽到，但與我的印象一致。現在看來，當時主管改革的人一開始也很幼稚，研究改革的經濟學家同樣幼稚。搞像“三（年）、五（年）、八（年）”這樣的改革規劃，用哈耶克的話講，就是“理性建構主義”，假定我們知道什么事該怎么做，設計這個，設計那個，然后按部就班地實施，改革就完成了，其實，我們人類沒有那么多知識，很有限的知識也分散于眾多的頭腦中，改革只能是“干中學”的過程，一個演化的過程。以此來看，鄧小平真是了不起，他知道自己的“無知”，所以就說改革要“摸著石頭過河”。在改革25周年的時候，我在體改委的會議上發言的題目就是“從制度演化來看中國經濟改革”。
“價格改革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睆埦S迎回顧那段歷史以論證自己的觀點：
——我關于雙軌制價格改革的文章是1984年4月21完稿的，剛好35周年了。當時我在西北大學讀研究生，不到25歲。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還不是很明確，但回過頭來再讀，我當時形成的思路就是演化的思路，承認我們的無知。當時大家聚焦于調整價格，爭論的是大調還是小調，以什么為依據調。國務院價格中心正在用大型計算機和投入產出表計算理論價格，期望給價格調整提供一個依據。我認為調整價格是死胡同，因為我們沒有那么多有關需求和供給的知識，合理的價格靠計算機算不出來。你能用的資料都是過去的，即使你今天算出來是對的，過兩天就變了，所以我明確說“不能把寶押在價格調整上”，價格調整的思路行不通。那價格改革怎么辦？只能改革價格形成機制，通過“雙軌制”逐步地放開價格管制。簡單地說，雙軌制就是管住計劃內，放開計劃外，然后再逐步地縮小計劃內，最后走到市場價格體制。雙軌制的意思不是“調放結合”，而是逐步地放。搞雙軌制就是承認我們的無知，雙軌制改革思路就是漸進式改革思路、演化思路。
——回過頭來再讀這篇文章，我特別感到自豪的是，這篇文章最后還講到價格改革和企業家隊伍形成的關系。企業家精神非常重要，你有價格信號，沒有企業家精神，價格也不能有效發揮作用。不是每個人都有同樣的認知，都能從價格信號中讀出同樣的信息，有一部分人比另一些人在認知市場上更有能力，他們就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企業家隊伍的形成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這使得合理的價格形成也必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我現在明白，這與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思想吻合。
改革比我們當初預期的要漫長得多，除了剛才講的原因外，我還想講一點，就是當年搞改革的人或者老了或者死了。改革是一代人的事業，只有那個特殊的年代才能產生出那樣一批有理念、有使命感、有擔當的人，這批人從下到上、從政府外到政府內都都有，他們不畏風險，把改革當事業，而不是謀生手段。但在這個事業沒完成的時候，這代人就凋謝了，陸陸續續退休了，不起作用了，有的自然不在了。剛才彭主任講體改委后來并到計委變成發改委了，其實就是撤銷了。我理解，這不是由于改革完了，而是因為你們這批人跟新的一批人不一樣，用起來不得心應手，挺擰巴的。
——我的意思是從改革路徑和這些人的思想來看，那一代人走了，改革就完全變了。改革不是一項按部就班的行政性工作，交給誰都行。改革需要理念，需要激情。在改革沒完成的時候，搞改革的人自己完成了，改革就成為未竟的事業。
“我2011年去俄羅斯了看一下，是旅游，不是訪問。我之后講過一句話：計劃經濟搞了一年，消毒得兩年。蘇聯搞了70年計劃經濟，沒有140年改不過來。中國搞了30年計劃經濟，沒有60年是改不過來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當初把改革還是看簡單了?！彼f，希望小魯的書不僅帶給我們回憶，而且還能激發起我們的激情和使命感。沒有激情和使命感，改革不可能成功！
張維迎多年來一直強調改革需要理念，2014年筆者專訪他的時候，他就談到了這個問題。在當天研討會上，筆者問他，就這些年國內各區域經濟發展差距不斷加劇的現實來看，理念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他回應稱，各地發展和改革的差異，反映的正是理念的差別。
他說，從1980年代初開始，我就強調這一點。我是陜西人，記得我每次回陜西，都會聽到這樣的話：“我們陜西為什么窮？（因為）都讓沿海把錢賺了?！边@就是當時陜西人的理念。他們腦子里仍然零和博弈的強盜邏輯理念，不是正和博弈的市場邏輯理念。對市場的認知，各地的理念差異很大，這是非常有意思的。當然為什么有這些理念差異，可能更復雜。
他強調，市場的力量來自理念。市場的理念從亞當·斯密開始。在亞當·斯密之前，只要說這人干事是為了自利，一定是不道德的。亞當·斯密完全改變了這個觀念。亞當·斯密之后，人們不再認為你為了自己就不道德，而且恰恰相反，我們人類的進步、財富的創造，就來自每個人為自己做事，但是“看不見的手”使得你必須為別人創造價值。我叫它“市場的邏輯”。
張維迎說他始終不太認同這樣的觀念：為什么現在改革難？因為既得利益者阻礙。這不符合事實。改革初期的既得利益比現在還要嚴重。主要還是理念問題。他認為，我們高估了既得利益者的力量，低估了理念的力量。我們這一代人，從80年代過來的，太清楚每一項改革的突破都離不開觀念的變化。“比如說當時價格改革的主要障礙，主要不是既得利益問題，而是理念問題。我們是計劃經濟，價格怎么能讓市場去定呢？連想都不敢想。所以我必須先證明，只要是政府定的價格，就肯定是錯的，合理的價格只能由市場決定。后來大家接受了這個觀點，價格改革就好辦了。”
他還提到，我們改革循序漸進，跟意識形態有關系。意識形態就是觀念。那時的主導觀念使得一開始根本不可能定一個長遠的“市場經濟”目標。我們當時80年代定的目標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以這個目標衡量，改革早就完成了。但后來我們確立了建立“市場經濟”的目標，按這個目標，改革遠沒有完成。我們現在的好多理念仍然不符合市場經濟。
張維迎強調，今天改革的主要障礙是理念，不是什么既得利益。
蘇劍：中日對比，中國模式到底是什么？
北京大學國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蘇劍教授的發言，介紹了他之所以邀請王小魯到北大經濟學院給本科生們講解改革四十年的個中緣由，并闡述了他對中國經濟模式的看法。
他說，中國模式到底是什么？如果中國模式真的存在的話，那是不是意味著中國目前的情況已經非常完美？那還要不要進行下一步體制改革？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蘇劍認為，現在有人要把中國模式推向世界，這更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而不僅僅是接下來要不要繼續改革、如何改革、向哪個方向改革的問題，因為它隱含的假定是中國模式已經很成熟且是在別的國家可以復制的。中國模式非常突出的特點應該是政府非常強大。一方面是市場化改革，一方面是政府非常強大，那么這40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到底是政府主導貢獻最大，還是市場化改革貢獻最大？如果是市場化改革貢獻最大，那么市場化改革完成沒有？如果沒有完成還需要繼續往下改；如果是政府主導起作用最大，或者政府與市場的結合已經達到了最優組合，是不是這種模式就可以固定下來了？如果是這樣，那就不需要繼續往下改了。
“需要反思一下，這40年的歷程里，如果有中國模式的話，這個模式是個啥。一邊強調中國特色，一邊想把這個模式推廣到別的國家，這是一個自相矛盾的事情。特色太濃，就缺乏普適性，就難以復制和推廣；要想有普適性，就得淡化特色。小魯這本書《改革之路——我們的40年》提供了非常好的歷史背景，希望前輩們能多寫一些這樣的書，把經歷過的事情記錄下來，讓我們以及比我們還年輕的那些年輕人都更了解一些這些事情。所以這樣的書確實也是我們非常希望看到的?！?/span>
關于中國模式，蘇劍擔心，如果說政府主導很關鍵的話，以后是不是還會很關鍵呢？他提到自己看過的一本書《戰后日本經濟史》：
作者在書中分析了日本從1990年代到現在經濟的疲軟，以及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網上有人傳說，日本經濟如果看國內生產總值可能是疲軟的，如果看它在海外的投資，日本人在海外已經再造了一個日本。這個說法在中國社會上流傳得非常廣?！昂髞砦覍ｉT查了一下數據，發現日本的GNP和GDP之間差別不大，日本可能在海外投資規模很大，但是國外也有人在日本投資，規模也很大，這兩個一抵銷，在海外創造的日本和在日本國內丟失的日本規模差不多一樣大。所以日本經濟的疲軟不是假的。這本書的作者是以前日本企劃廳的工作人員，從大學畢業就進入日本企劃廳一直到退休都在這里工作，當然職位是越來越高。他在這本書里，談到了日本1990年以后為什么經濟會停滯下來。他說有人認為是因為廣場協定，有人說是因為日本的人口問題。他則認為廣場協定肯定沒有那么大的作用，日本的人口問題確實有影響，但影響也不是那么關鍵，最關鍵的還是日本的發展模式有問題。
“這就又引到了中國模式問題。中國的發展模式跟日本的發展模式非常相似，就是政府主導、舉國體制、計劃經濟，日本計劃經濟當然沒有我們這么厲害，但是它的特色也是很明顯的。當時跟美國競爭的時候，日本是舉國體制，這個體制在追趕的那一階段，非常有效，下一步發展方向非常清楚，從制度、技術、發展路線都非常明白，這個情況下由政府來推動，效果非常好。等到日本經濟已經接近美國的時候，日本已經走到世界科技前沿，就必須通過自主創新來解決技術進步問題，這個時候，會發現它以前的科技體制、企業體制都已經不適應了。以前對技術進步的方向和路徑都很明白，現在卻不知道了，這個時候如果還是舉國體制，靠大企業來推動技術進步，效果就比不上美國。美國的體制中有大量的科技型小企業，而一旦到達世界科技前沿，誰也不知道下一步科技進步會發生在哪里，企業家不知道，政府不知道，甚至科學家都不知道，這個時候就需要大量的試錯才能發現下一步科技進步的方向在哪里，美國有大量小企業在試錯，其中有一個企業成功就都成功了，而日本是政府主導的大企業體制，就那么幾家企業在試錯，試錯成功的概率就少了很多，而且大企業本身在科研方面的協調成本以及資金使用效率和人的使用效率比不上那些小企業。所以說到這一步，舉國體制馬上就出了問題，就跟人家沒法比了。所以日本到這時就敗下來了?！?/span>
蘇劍認為，作者對日本經濟發展模式的理解，跟中國現在面臨的形勢一模一樣。中國現在還要靠舉國體制，中國模式如果以前是有效的話，在國家經濟已經進入新階段的時候，還是不是能夠繼續有效下去？如果沒有效，中國模式就不成立。所以接下來還是覺得中國要進一步加快市場化改革，給小企業，尤其是民營的、小的科技型企業，留下足夠的創新空間和試錯空間。這不僅是企業需要的東西，也是整個中國宏觀經濟需要的東西。
兩本書的背景
四十年的改革和經濟發展改變了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近14億中國人的命運，也因此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個非常宏大的事件，非常值得詳細記錄和深入研究。據研討會主辦方介紹，經濟學家王小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參與了多方面的改革研究，進行了大量實地調查，目睹了改革開放多方面的進展?！陡母镏罚何覀兊乃氖辍肥峭跣◆攺母母镉H歷者和研究者的視角，對四十年改革開放做出的總體回顧和梳理，并依據大量事實和數據分析說明中國為什么走上改革之路，改革取得了哪些進展，遭遇了哪些阻力，遺留了哪些問題。書中分不同時期回顧了農村家庭經營、鄉鎮企業和民營經濟發展、特區和沿海開放、國企改革、價格雙軌制改革、財稅金融改革、股份制改革、住房改革、社保體系建立、加入WTO、推進城鎮化發展、反腐等一系列改革歷程，分析了這些改革發揮的作用，為讀者展示了一幅當代中國經濟改革變遷的歷史畫面。
研討會主辦方說，《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18）》作為國民經濟研究所的最新課題成果，旨在對過去一個時期中國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以下簡稱各省份）市場化改革進展的總體情況和不同方面的進展情況進行評價；發現進步，找出薄弱環節和制約因素，評價不同方面的得失，衡量各地區的市場化相對進程；為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做一些基礎性的工作，為決策和改善政府工作提供參考，為學術研究提供數據，為企業經營者、投資者和廣大讀者提供背景情況。
據介紹，中國市場化指數課題從2000年開始進行，至今已經持續了19年。到上一個報告（2016年報告）為止，已出版了7個報告，報告系統地分析和評價了全國各省份的市場化相對進程。本報告是該課題的第8個研究報告。
另據了解，“中國市場化指數”由五個方面指數組成，分別反映市場化的某個特定方面。它們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產品市場的發育程度、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市場中介組織的發育和法治環境。為了全面反映市場化各個方面的變化，每個方面指數由若干分項指數組成，有些分項指數下面還設有二級分項指數。報告中稱最低一級的分項指數為基礎指數。本報告中的市場化指數體系由18項基礎指數構成。為了保持市場化指數的客觀性，基礎指數的計算全部基于權威機構的統計數據或企業調查數據，不采用由少數專家根據主觀評價打分的方法，并盡量避免采用不可靠的數據。
主辦方說，《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18）》通過大量數據分析得出三個結論：1.中國市場化進展2008年以后有所放緩，“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方面值得關注。2.浙江市場化評分超過上海躍居第一，北京從第五降至第七。3.全國市場化程度仍存在顯著差異：中部地區發展進程較快，東北地區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
（作者曾為《中國改革》雜志副主編，現為《華夏時報》編委、總編助理、國際評論及文化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