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過回顧宏觀需求結構演變的歷程可以發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需求結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隨著人口結構變動、產業結構變遷和國際形勢變化，中國很難長期維持大幅凈出口的優勢，國際經驗也驗證了這一點。未來，我國宏觀需求結構將逐步轉向內需主導型。擴大內需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基點，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是構建新發展格局必然選擇，是促進我國長遠發展和長治久安的戰略決策。在實施擴大內需戰略過程中，應重點處理好以下關鍵問題：一是統籌好實施擴大內需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二是著力拓展有效投資空間;三是著力打造現代化產業體系;四是著力解決制約擴大內需的主要矛盾和問題。
關鍵詞：擴大內需;需求演變;新發展格局;現代化產業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要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托國內市場，形成國民經濟良性循環。擴大內需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基點，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必然選擇，是促進我國長遠發展和長治久安的戰略決策。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有利于更好地滿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有利于充分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有效促進經濟良性循環，有利于以自身的穩定發展有效應對外部風險挑戰。
一、我國宏觀需求結構演變的歷程與邏輯
(一)1978—2019年的宏觀需求結構演變
為了揭示我國宏觀需求結構演變的歷程，運用支出法GDP核算恒等式，即GDP=消費+投資+凈出口，并且選取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978—2019年GDP支出法中的各項數據，計算了三大需求在GDP中的占比以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情況。可以得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需求結構的演變歷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不同階段的經濟增長拉動力量存在明顯差異。
1.第一階段(1978—2000年):消費占比較高型
這一階段，我國最終消費率平均為62.8%，雖低于全球75.6%以及中低收入國家74.4%的水平，但卻是改革開放之后最高的時期。在這期間，我國最終消費率雖有所波動，但總體處于相對高位。同時，最終消費支出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大多數年份超過資本形成總額和凈出口的貢獻率之和。這一階段，根據最終消費占比變化，可以分為三個時間跨度較短的時期。
(1)1978—1983年，這一時期消費率明顯上升，1983年較1978年提高了5.4個百分點。我國的改革發端于農村。農村經濟改革初期是收入增長和收入差距縮小同時發生的“美好時期”，是一個兼顧公平和效率的時代。隨著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比由1978年的2.57下降到1983年的1.82，衡量全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數由1979年的0.330下降到1983的0.264。收入水平提高和分配差距縮小，推動了最終消費占比的提升，其中農村居民消費在GDP中的占比提高了3.2個百分點，解釋了總體消費率提升的60%。
(2)1984—1993年，這一時期消費率出現明顯下滑，1993年較1983年下降了8.8個百分點。隨著改革向城鎮推進，鄉鎮企業快速發展、非農產業向城鎮聚集，投資需求加大。非農產業的發展為農村勞動力從農業轉向工業提供了機會，但工業化發展存在地區間的不平衡，東部沿海地區的鄉鎮企業發展大幅優于中西部。這造成了工資性收入和家庭非農經營收入分配的極不平等。這一時期，消費占比的下滑主要由投資占比的提高來填補，1993年的資本形成率為43.4%，比1983年上升了11.5個百分點;進出口基本保持在相對平衡的狀態。
(3)1994—2000年，這一時期最終消費率有所回升，凈出口率開始增加。2000年最終消費率較1993年上升了5.4個百分點，凈出口率同期提高了4.3個百分點。與消費和凈出口占比上升相對應的是投資率的下降，而投資率的下降主要是由存貨增加下降引起，存貨增加下降可以解釋整體投資率下降的近55%。這是由于改革開放后，一些行業或產品供不應求，滿足不了社會需要的情況下，一些行業或產品又供過于求，積壓嚴重，結構性供需不平衡引起了存貨量的走高。隨著市場化取向改革的推進，生產者面向市場的意識得到強化，企業加快資金周轉的動力與銀行降低不良貸款的壓力，也迫使企業嚴格控制存貨增加。同時，國有企業改革和對部分過剩產能的壓縮，也降低了一些企業的投資需求。在市場化改革的推動下，1994年1月人民幣匯率實現了匯率并軌，通過壓低匯率增強比較優勢提升出口競爭力，我國從此開創了持續出口盈余的歷史。當然，出口退稅政策對促進出口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這一時期，民營和個體企業快速發展帶來的農村居民向城市轉移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及政府可支配財力占比的增強，對最終消費率的提升發揮了積極作用。
2.第二階段(2001—2010年):投資與凈出口拉動型
這一階段，最終消費率出現了持續下降，2010年最終消費率僅為49.3%，比2000年下降了14.6個百分點，不足50%的最終消費率也創下了1978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與最終消費率大幅下降相對應的是凈出口率和投資率的攀升。同期，投資與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超過了最終消費支出。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這一階段可以劃分為前后兩個時期。
(1)2001—2007年，這一時期隨著消費率的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出現雙攀升。投資率由2000年的33.7%，上升到2007年的40.4%;同期凈出口率也由2.4%上升到8.7%。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我國的出口得到了更加快速的增長，這相應產生了巨大的投資需求。在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城鎮工業部門轉移的過程中，我國的人口紅利得以有效實現。從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來看，2007年比2000年提高了9.7個百分點，年均增長1.4個百分點。這一時期，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打破了資本邊際報酬遞減，從而實現了較大的投資回報率。較大的投資回報率有利于資本形成的快速增長。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狀況使得勞動力報酬增長緩慢，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占比出現了持續下降。按照相關測算結果，勞動收入份額在1995—2006年間從59.1%逐年下降到47.3%，相應地，資本收入份額則上升了11.8個百分點。廉價的勞動力優勢，有利于出口和資本積累的快速增長，但同時也帶來消費占比的快速下降。
(2)2008—2010年，這一時期消費率繼續走低，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凈出口率快速下降，投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在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之下，凈出口率由2007年的8.7%下降到2010年的3.7%，下降了5個百分點。受危機影響所帶來的經濟增速下滑和預期不穩造成的消費增速放緩，2010年最終消費率僅為49.3%，比2007年下降1.6個百分點，這是1978年以來的最低水平。為穩定經濟，政府出臺了較大規模的經濟刺激措施，2010年的投資率為47.0%，比2007年上升了6.6個百分點，超過了凈出口率的下降。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來看，2008年、2009年和2010年，投資分別拉動經濟增長4.2、5.4和5.0個百分點，貢獻率高達53.3%、85.3%和63.4%，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
3.第三階段(2011—2019年):消費與投資雙輪驅動型
這一時期，最終消費率重拾回升之勢，從2010年的49.3%上升到2019年的55.8%。投資率在波動中緩慢下降，2010年投資率為47.0%，隨后逐步下降到2016年的42.7%;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動下，2017—2018年投資率有所回升，但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2019年投資率又下降至43.1%。同期，凈出口率也在波動中緩慢下降，2017—2019年保持在2%以下。從三大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來看，貨物和服務凈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百分點在正負1以內波動，多數年份為負。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始終保持在50%以上，平均貢獻率為60.5%;投資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年平均貢獻率為39.9%，消費和投資成為驅動經濟增長的雙輪。
這一階段，隨著人口結構與產業結構的變遷，我國勞動收入份額出現由降轉升的局面，從而帶動住戶部門收入份額增加和消費率上升。我國勞動收入份額和最終消費支出占比，在2010年左右到達谷底后，總體均呈現出了持續上升的勢頭。2019年勞動收入份額為52.0%，較2010年提高4.5個百分點。這一階段我國產業結構優化進程加快，新興消費領域的熱潮正在加速，促使消費和投資在國民經濟增長中扮演著更為重要角色。同時，由于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單邊主義盛行，中美貿易摩擦持續，導致我國出口增長放緩，貿易順差增速下降，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大部分年份為負。
(二)新冠疫情沖擊對我國三大需求的影響
新冠疫情暴發后，我國采取了強有力的疫情防控措施，在較短時間內就遏制了疫情快速蔓延的勢頭，同時有序推動生產特別是工業生產較快恢復。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恢復受阻，部分發達經濟體推出空前財政貨幣救助措施的情況下，我國工業生產較快恢復有效彌補了全球供需缺口。2020—2022年，我國以人民幣和美元計價的貨物凈出口年均增長分別達到11.6%、12.8%，較疫情前的2017—2019年平均水平分別高出4.0、6.8個百分點。在疫情對居民海外旅行、購物形成制約，貨物貿易快速增長和運費上漲帶動運輸服務出口保持高位的情況下，我國服務貿易逆差大幅收窄。2020—2022年，我國以人民幣和美元計價的服務貿易逆差年均分別下降29.6%、29.3%，而在疫情前的2017—2019年我國以人民幣和美元計價的服務貿易逆差年均增長5.1%、3.9%。隨著貨物貿易順差擴大而服務貿易逆差收窄，2020—2022年，我國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年均拉動GDP增長1.0個百分點，明顯高于2017—2019年年均0.2%的水平。
在疫情的持續擾動下，我國消費復蘇受到較大影響。2020—2022年，我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年均實際增長僅為2.6%，低于GDP年均增長4.5%的水平，比2017—2019年消費支出年均實際增速下降3.1個百分點。為穩定經濟大盤，我國加大了投資穩增長力度。2020—2022年，我國基礎設施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年均增長3.5%，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年均增長6.6%，均保持較快增長。
從三大需要對GDP增長的拉動作用來看，疫情沖擊之下，2020年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分別拉動GDP增長了-0.2、1.8和0.6個百分點，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6.8%、81.5%和25.3%，最終消費支出減少成為拖累2020年GDP增長的主要因素。2021年，隨著境內疫情形勢較上年緩和，居民消費支出增長較快，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分別拉動GDP增長了4.9、1.7和1.9個百分點，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58.3%、19.8%和21.9%，最終消費支出增加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向疫情前靠攏。2022年，為對抗高企的通脹，多國中央銀行以50年未見的同步性加息，全球經濟增速趨緩，同時海外在疫情管制政策放松后，產業鏈供應鏈逐步恢復。在這種情況下，2022年我國貨物出口增速有所放緩，四季度貨物出口同比出現負增長。2022年，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分別拉動GDP增長了1.0、1.5和0.5個百分點，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32.8%、50.1%和17.1%，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較前兩年已有所下降。(見表1)
表1 2020年—2022年中國三大需要
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百分點和貢獻率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總的來看，疫情暴發后我國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較疫情前下降，而外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明顯增強;但隨著外需逐步由強轉弱，2022年外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率較前兩年已有所下降。應該注意到疫情暴發前較長時間，我國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占GDP之比下降及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處于低位，是由自身發展階段、環境和條件決定的，疫情沖擊并沒有使上述因素發生根本轉變。隨著疫情對全球經濟影響的逐步減弱，我國外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升轉降應該是較為確定的趨勢。因此，我國要更好統籌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圍繞構建新發展格局，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
二、新發展格局下我國宏觀需求結構演變趨勢
從我國經濟發展進程來看，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特別是加入WTO以后，我國充分發揮勞動力豐裕的比較優勢，深度參與國際產業分工，以進出口總量與GDP之比表示的貿易依存度2006年一度達64.0%，凈出口總額與GDP之比2007達到8.7%，創下各自的峰值水平。我國實際上已經高度依賴外部市場，因此當面臨外部需求沖擊時，我國的經濟增長會出現較大幅度的波動。從20個世紀90年代至新冠疫情暴發前，我國遭受的重大外部需求沖擊主要有兩次。一次是“亞洲金融危機”，1997—1999年我國外貿出口平均增速為9.2%，較1994—1996年的平均增速下降9.6個百分點;同期，我國GDP平均增速也較前三年下降了3.1個百分點。另一次則是“國際金融危機”，2008—2010年我國外貿出口平均增速10.9%，較2005—2007年的平均值降低了16.3個百分點，我國GDP平均增速同期也較前三年下降了2.9個百分點。從國際經驗看，隨著人口結構變動、產業結構變遷和國際形勢變化，一國往往很難長期維持凈出口的優勢地位。未來，我國宏觀需求結構將逐步轉向內需主導型，但仍可以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積極參與國際合作獲取相應利益。
(一)最終消費需求占比將顯著提升
在凈出口占比較高階段，我國出現消費支出占比下滑以及居民部門在初次收入分配中占比的減少。由于在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門收入中的勞動者報酬占比接近八成，因此勞動者報酬占比變化會主導居民部門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狀況。對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GDP中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學者們曾給予了高度關注。勞動收入份額及居民收入占比降低會造成最終消費支出占比的下降。GDP中勞動收入占比、住戶部門收入份額與GDP中最終消費支出占比的走勢存在較為明顯的一致性。
造成我國勞動收入份額占比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較長時間內出現下降，主要是勞動人口從農業部門向城市部門的轉移以及產業結構變遷引起的。在農村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的時候，城市工業部門只需要以稍高于農業部門的收入就可以吸引到足夠的勞動力，此時城市部門勞動生產率大幅高于農業部門，造成勞動收入份額的持續下降。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持續轉移，其數量逐步減少;2010年后，我國越過人口的第一個轉折點，到2019年勞動年齡人口已減少近3000萬。同時，在各產業勞動收入份額占比的比較中，農業部門的勞動收入份額高于服務業部門，而服務業部門又高于工業部分，未來我國服務業的占比還會有一個逐步提高的過程。因此，隨著人口結構與產業結構的變遷，我國的勞動收入份額會出現由降轉升的局面，從而帶動住戶部門收入份額增加和消費比重上升。我國勞動收入份額和最終消費支出占比，在2010年左右到達谷底后，總體均呈現出持續上升的勢頭，未來這種上升的態勢應該還會延續。這是未來我國經濟宏觀需求結構變動的主導性力量，也是我國形成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重要基礎。
在勞動收入份額提升的過程中，由于勞動收入相對經營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的集中度會低一些。因此，隨著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占比的提升，居民初次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狀況會得到一定程度的矯正，但調整幅度可能有限。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國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數來看，2008年基尼系數在到達0.491的高位后，曾出現了連續7年的下降，2016年后又轉而出現3年的上升;2022年，全國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數為0.466，仍處在較高水平，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較大會對消費增長形成一定制約。為有效解決這一問題，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完善分配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擴大內需戰略規范綱要(2022—2035年)》指出要推動共同富裕，厚植內需發展潛力。隨著勞動收入份額提高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步降低，最終消費支出占我國GDP之比將顯著提升。
(二)投資占比將緩慢下降
影響我國投資占比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兩方面。從有利于投資的方面看，2022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5.2%。按照發達國家80%以上的城市化率來計算，“十四五”期間乃至到2035年，我國城鎮化水平還會保持一定程度的增長。在推動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情況下，未來一些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發展優勢區域的經濟和人口承載能力會得到加強，這形成了對城市基礎設施及人口集中地區房屋的投資需求，我國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需要逐步實施這些建設投資，這也是完成建設周期的一個過程。同時，隨著5G、物聯網、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新技術的發展和運用，我國必須加強相關領域的投資以引領未來的經濟發展，這是提升供給側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方面，也會形成相應的巨大投資需求。
當然，還有些因素會制約我國投資的增長。隨著勞動要素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比的提高，相應的資本收入份額就會減少，這將總體上降低對投資的激勵。從在固定資產投資中占比超三成的制造業投資來看，在人口越過第一個轉折點后，我國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由2011年的31.8%下降到2019年的3.1%，年均下降高達3.6個百分點;疫情暴發后，在海外對我國制成品需求增加和政策支持下，2020—2022年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速有所提高，達到6.6%。但隨著未來貨物出口增速逐步下降，制造業增速將逐步回落至疫情前水平。同時，2022年我國已迎來以總人口負增長為標志的第二個人口轉折點，這給我國經濟帶來的沖擊可能主要在需求側。相對于第二次人口轉折對消費需求的沖擊來說，投資需求有可能受到更大程度的影響。綜合來看，未來我國資本形成總額占GDP的比重將緩慢下降。在人口等因素難以根本扭轉的情況下，如何通過創新和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將成為延緩投資增速下降、提高經濟發展質量的重要手段。
(三)凈出口占比將趨于下降，但仍可積極參與國際循環獲取合作利益
在參與國際循環方面，世界各國因自身優勢和發展階段差異，所采取的方式存在較大不同。從凈出口總額與GDP之比來看，發達國家或成功實現追趕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大致都經歷了凈出口占比較高而后逐步下降的過程。美國在二戰后的1947年，凈出口占GDP之比達到4.4%的歷史高點，1950年即下降到零值附近，并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長時間保持逆差狀態。東亞的日本凈出口占GDP之比，在1986年達到3.8%的歷史高點，隨后出現長時間下降，2011—2015年貿易出現逆差，年均為-1.5%;2016—2019年轉正，年均0.6%，貿易收支逐步走向平衡。韓國作為成功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東亞國家，曾經是日本產業轉移的承接國和積極實施出口導向戰略的國家，1984年韓國對外貿易開始轉為順差，除個別年份外，其對外貿易持續保持順差，1984—2019年貿易順差占比年均為2.6%，1998年外貿順差占比曾一度高達11.3%，隨后出現下降，1999—2019年基本維持在3.5%左右。德國則在2002年歐元正式流通后，凈出口占GDP之比出現快速增長并維持高位，2015年達到7.2%，隨后幾年有所放緩。我國凈出口與GDP之比，2007年曾高達8.7%，隨后出現下降，2019年為1.2%。
從較長時間跨度的多國商品和服務凈出口數據中可以看出，一國隨著自身人口結構變動、產業結構變遷和國際形勢變化往往很難長期維持凈出口優勢地位，但仍可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積極參與國際循環，獲取合作利益。從國際經濟活動的價值形態來看，除國際貿易外，國際經濟活動還包括對外直接投資(FDI)、對外金融投資以及獲取或支付相應的境外投資收益，它們都是國際循環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為后發的發展中大國，我國從改革開放之初至今保持了直接投資的凈流入國地位，但近年來的流入數量有所下降，1982—2014年凈流入年均為2.5%，2015—2019年凈流入年均僅為0.3%。同時，1994年至今，我國保持了對外貿易的順差，2007年外貿順差曾高達8.6%，隨后逐步放緩，1994—2008年順差年均為4.3%，2009—2019年降為年均2.5%。在“雙順差”的情況下，我國的海外要素收入和投資收益基本保持凈流出狀態，1982—2019年流出比例年均為0.45%。在我國勞動力成本優勢逐步下降，國內產業升級和創新驅動成為經濟持續發展核心因素的情況下，我國需要加強與地區國家間的產業間和產業內合作。通過加強對外投資的方式，轉移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或一些環節，這既可以為產業升級騰挪一定空間，也可以通過海外要素收益回流促進國內研發和技術創新，保持對外競爭優勢?！秴^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簽署是一個好的契機，部分東盟國家勞動力豐富，我國與東盟國家產業間和產業內合作的前景廣闊，同時我國與日韓間的技術合作也存在較大的空間。
在與部分發達國家或成功實現趕超國家的對比中可以發現，德國相對于其他國家的凈出口占比要相對高一些，這主要得益于兩個因素：一是德國具有發達的制造業;二是德國有歐盟和加入歐元這個貨幣聯盟的有利外部環境支撐。相應地，我國制造業具有比較好的基礎，能否實現制造業的升級，在成本優勢逐步降低的情況下，尋找到新的競爭優勢是關鍵。新冠疫情沖擊實際上加快了我國從出口導向工業化的“國際大循環”戰略向著基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新“雙循環”階段轉換。在成功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后，我國在外貿領域可能會迎來一些新機遇。因此，未來我國凈出口占GDP之比應該會維持在2%～3%左右的水平。
三、我國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的幾個關鍵問題
(一)統籌好實施擴大內需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2023年1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就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進行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搞好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實現國民經濟良性循環。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對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提出了基本遵循和關鍵要求，也對推進經濟工作指明了重要著力方向。當前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總需求不足，必須大力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充分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和投資的關鍵作用，全面促進消費，拓展有效投資空間，以需求牽引供給，穩定經濟增長。但是，實施擴大內需戰略與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并不矛盾，二者具有內在一致性。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培育完整內需體系，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形成更高水平供需動態平衡。
從經濟增長的需求側看，國內需求包括消費和投資兩個方面。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在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發揮內需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最終消費支出占GDP之比連續11年保持在50%以上，資本形成總額占GDP之比也一直保持在合理水平。進入新發展階段，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的環境條件發生了深刻變化，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也對擴大內需提出了新要求?，F在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是要全面促進消費，加快消費提質升級，優化投資結構，拓展投資空間，更好地發揮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對優化結構的關鍵性作用，到2035年實現消費和投資規模再上新臺階、完整內需體系全面建立的目標。
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并不意味著可以僅僅從需求側單向突進促進經濟增長、構建新發展格局，并不意味著供給側結構性問題已經得到解決而可以放棄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主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還必須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搞好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解這一點，我們需要對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在一致性要求有一個全面認識。
宏觀經濟政策分析通常采用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分析框架，總供給分析的經濟產出是基于經濟產出量取決于資本、勞動和技術這些生產要素供給這個生產函數計算出的，其經濟增速是潛在的增速，是長期視角分析的經濟增長;總需求分析的經濟產出則是基于GDP等于消費、投資和凈出口之和這個公式計算出的，其經濟增速是現實的增速，是短期視角分析的經濟增長。因此，在宏觀經濟調控的政策體系中，供給側管理和需求側管理是宏觀調控的兩類手段。供給側管理強調針對經濟中存在的長期性、結構性問題，通過生產要素優化配置和調整產業結構來提高供給質量和效率，跨周期激發經濟發展動力、提高潛在增長率，從而實現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目標;需求側管理則強調針對經濟中存在的周期性、總量性問題，通過短期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來逆周期刺激或者抑制需求總量，從而短期調控經濟增長速度、實現現實增長目標。這意味著，從需求側入手和從供給側入手進行宏觀調控的主要區別在于把握經濟增長長期趨勢和短期波動。因此，任何一個經濟體要實現穩定、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都需要把握好供給側和需求側兩方面政策，通過供給側管理政策和需求側管理政策有效結合實現經濟發展目標。
進入新時代，隨著人口紅利逐步減少，潛在增長率下降，我國經濟發展的矛盾主要體現在供給側方面，再加之我國經濟結構中實體經濟內部、金融與實體經濟、房地產與實體經濟失衡問題，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體經濟政策包括“三去一降一補”、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等內容。應該強調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包括了一般意義的供給側管理所要求的關于從供給要素入手、著眼于提高潛在生產率的政策內容，還指明了通過深化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機制、解決供給結構性矛盾等實現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說到底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這意味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通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來改善經濟結構、提高供給質量、更好地滿足需求。也就是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意就是要通過持續推動科技創新、制度創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潛在增長率，突破制約高水平技術供給、制度供給的關鍵問題，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構建現代化市場體系、現代化產業體系、收入分配體系和新型消費體系，培育由提高供給質量、優化分配格局、健全流通體系、全面促進消費、拓展投資空間等共同組成的完整內需體系，實現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有序鏈接、高效暢通，使得供給更好地創造和滿足新的高水平需求，最終體現為消費和投資內需擴大的現實經濟增長。因此，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身就內嵌于擴大內需的要求之中，擴大內需戰略要求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二者具有內在一致性要求。從根本上看，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都是為了暢通國內大循環，形成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更好地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現實需要。
搞好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需要尋求擴大內需戰略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有效結合點去發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著力擴大有收入支撐的消費需求、有合理回報的投資需求，有本金和債務約束的金融需求。建立和完善擴大居民消費的長效機制，使居民有穩定收入能消費、沒有后顧之憂敢消費、消費環境優獲得感強愿消費。完善擴大投資機制，拓展有效投資空間，適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擴大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持續激發民間投資活力。”這從消費和投資兩個方面為搞好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指明了具體的著力方向。
統籌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圍繞著建立和完善擴大居民消費的長效機制發力，更好地發揮消費的基礎性作用。一方面，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使得供給體系和供給質量能夠順應消費升級趨勢，著力滿足個性化、多樣化、高品質消費需求，實現需求牽引供給，提升傳統消費，培育新型消費，擴大服務消費，適當增加公共消費;另一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從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入手，高度重視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深化收入分配領域改革，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直接決定了居民消費能力，進而影響著國家的內需消費潛力。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強化就業優先政策，健全就業促進機制，健全就業公共服務體系，統籌城鄉就業政策體系，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堅持多勞多得，鼓勵勤勞致富，促進機會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這些改革方向和內容既是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務，也是完善內需體系、暢通我國經濟循環的重要要求。
(二)著力拓展有效投資空間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需要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這必然要求持續強化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和有效發揮投資對經濟發展的關鍵性作用。一方面，要牢牢抓住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主拉動力，持續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對暢通經濟循環的貢獻，推進經濟增長模式從投資驅動為主轉向消費拉動為主轉變;另一方面，還必須高度重視投資對擴大內需、推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提升國際循環質量的重要作用。居民最終消費是收入和就業的函數，而收入和就業的增長又取決于投資的增加。因此，消費和投資不能割裂開，構建新發展格局，暢通國內大循環，需要協同發揮消費與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
1.更好發揮有效投資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的關鍵作用。
當前我國正處于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快速發展階段，我國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有關基礎設施、市政工程、農業農村、公共安全、生態環保、公共衛生、物資儲備、防災減災、民生保障、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等領域還存在發展不平衡方面的大量短板，還在數字經濟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新型基礎設施、高質量城鎮化發展、科研教育發展等領域發展不充分。人口規模巨大是我國的一個基本國情，規模超過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如果從人均角度看，我國現代化基礎設施、民生和產業現代化水平等很多領域都還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間。這意味著與發達國家相比，總體投資缺口巨大，在很多方面還有較大投資空間，投資需求潛力巨大。在新征程中，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還必須進一步加大投資力度。
一直以來，我國高投資驅動經濟增長之所以被認為是規模擴張性的粗放經濟增長模式，主要是資本邊際報酬遞減以及過度投資對經濟結構的扭曲、導致了銀行不良資產增加和金融系統風險積累的問題。也就是說，問題的關鍵不是要不要投資驅動，而是投資的有效性如何。投資有效性并不僅僅是短期回報，從經濟循環角度看，當期的投資是未來的消費基礎，衡量投資回報應該著眼于提高投資的全生命周期的回報。理論上說當投資邊際成本等于邊際價值時，投資規模最優。對于政府公共投資，這里的邊際價值是指社會價值，公共投資規模最優點是邊際成本等于社會價值。有效的投資既要避免投資規模低于最優點而造成投資不足、無法發揮投資的作用，又要防止投資規模高于最優點而形成投資過度、造成極大浪費。但是，實際上判斷一項投資是否是有效投資，由于投資周期長、評價標準不確定和多重性等原因，往往十分復雜和困難。
但是，從投資領域來看，按照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如果投資方向更加傾向于解決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問題，包括增強創新能力、提高實體經濟供給質量、強化生態環境保護、改善民生、縮減區域差距和收入差距、解決教育醫療等社會公共服務難題等方面，那就屬于有效投資領域。具體可以把這些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領域的有效投資劃分為“補短型”投資和“升級型”投資兩大類。所謂“補短型”投資主要是針對發展中不平衡的領域進行的具有“補短板”功能的投資，例如，針對區域協調發展的投資、針對民生欠賬的投資，以及基于協調發展理念要解決經濟發展的短板問題，從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求看，這類投資有助于提高國民經濟運行的協調性、疏通國民經濟循環的堵點，從而暢通經濟循環、擴大經濟循環流量，提高經濟循環覆蓋面。所謂“升級型”投資主要是針對未來數字化、綠色化等現代化發展方向推進經濟轉型升級的具有“促升級”功能的投資，例如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推進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提升的投資，從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求看，這類投資可以從國民經濟循環角度提供經濟循環的新動能，提高經濟循環的內生動力和可靠性。當然，這兩類投資區別并不是絕對的，很多有效投資同時具有“補短板”“促升級”功能。
總之，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堅決實施擴大內需戰略，需要更好地發揮有效投資的關鍵作用，這要求尋找和把握有效投資方向，聚焦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努力增加制造業投資，加大重點領域補短板力度，系統布局新型基礎設施，著力提高投資效率。
2.重點把握新基建、高技術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有效投資方向。
以有效投資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要善于把握有效投資的重點方向。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暢通國內經濟大循環，增加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高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需要有現代化經濟體系支撐，尤其是需要有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和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競爭力強的現代化產業體系作為基礎。建設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需要系統布局新型基礎設施，而打造現代化產業體系，最為關鍵的是推進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因此，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高技術產業投資和戰略新興產業投資，對于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構建新發展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適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擴大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作為有效投資的重點方向十分必要。
新型基礎設施一般包括信息基礎設施，其中有以5G、物聯網、工業互聯網、衛星互聯網為代表的通信網絡基礎設施，以人工智能、云計算、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新技術的基礎設施，以及以數據中心、智能計算中心為代表的算力基礎設施等。從更為抽象和廣義的內涵看，新型基礎設施可以理解為是支撐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的基礎設施和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基礎設施，本質上是服務于經濟社會向信息化、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綠色化方向轉型的基礎設施。顯然，如此廣博的新型基礎設施內涵，意味著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具有巨大的投資空間和潛力。將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作為有效投資的主要方向，其意義不僅僅在于投資需求巨大，進而有利于支撐經濟增長、擴大經濟循環，更為重要的意義是可以促進經濟升級、提高經濟循環的質量和水平。
現代化產業體系具有技術創新能力強、高技術要素和產業占比高、處于高附加值的價值鏈環節等特征，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情況是決定產業體系現代化程度的一個關鍵，也是產業體系能否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競爭力強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十四五”規劃專門提出到2025年實現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超過17%的目標。擴大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新興產業投資，一方面，注重產業融合發展，著重推進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的深度融合、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的深度融合，加快推進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實現產業向高級化、智能化、綠色化和服務化方向優化升級。另一方面，注重產業集群發展，培育一批具有競爭力的先進產業集群，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聚焦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及航空航天、海洋裝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集群化發展，從而構建產業體系現代化的新支柱，為不斷拓展培育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搶占產業競爭制高點提供了新路徑。
3.不斷完善擴大有效投資的體制機制。
擴張有效投資空間不僅僅要關注投資領域和投資方向，更為重要的是關注投資回報率，著力擴大的是有投資回報的投資需求。提高投資回報率，本質上需要通過創新驅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要求通過更加合理、更為有效的投融資體制機制來配置資金。也就是說，需要通過持續完善投資體制機制來實現投資回報率的提高，這是擴大投資需求的根本要求。這也意味著，擴大內需的投資一定要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結合起來，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形成有效的投資體制機制，通過投資機制優化來改善擴大投資質量，從而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完善擴大投資的體制機制，尤其要注意以下三方面問題。
一是注重完善政府投資體制機制，提高公共投資效率。由于公共投資一般缺少市場競爭約束，需要更加強調提高公共投資的效率。一個公共投資項目要具有理想的投資效率，一方面要滿足最大化投資的乘數效應和最小化投資的擠出效應要求，能夠帶動更多的民間投資;另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實現投資的社會綜合價值，包括經濟增長目標、社會公平目標、生態價值目標、空間布局優化目標等各方面。公共投資要根據社會成本和社會價值來評判投資效率，要找準公共投資領域中的短板和經濟升級的關鍵領域，精準投資，防止杠桿率和金融風險過度上升，防止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資盲目沖動，防止出現產能過剩、重復建設、庫存增加、成本高企等問題。
二是注重完善市場體系和市場機制建設，促進民間投資發展。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政府要為市場主體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進一步放寬民間投資領域，拓寬民間投資渠道，創新投融資機制，讓更多社會資本參與到基礎設施、公共設施、公益事業等公共產品投資，不斷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深入推進統一大市場建設，維護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切實保護民間投資的合法權益，以法治化為核心進一步建設和完善市場體系，提高行政服務效率。
三是注重完善國內國際雙向投資機制，推進內外產業深度融合。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一方面要求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合理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依法保護外商投資權益，提升投資信心，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從而吸引全球高素質要素集聚，以中國新發展給世界投資創造新機遇。另一方面要求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談判，增強在國際大循環的話語權，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要繼續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政府、企業與第三方服務機構要攜手做好對外投資的風險管理，為推進我國企業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創造更好的條件，在構建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中不斷增強我國國際經濟合作和產業競爭新優勢，從而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提高產業體系競爭力和實現國家經濟安全。
(三)著力打造現代化產業體系
新發展格局以現代化產業體系為基礎，要求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競爭力強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進入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發展階段背景下，加速打造現代化產業體系，不斷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加快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產業集群，形成創新能力強、完整有韌性的產業鏈供應鏈，對實現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具有重大意義。
1.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大任務。
一個現代化國家，必須有現代化經濟體系支撐，我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必須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經濟體系中，產業體系是基礎和核心，著重發揮了創造供給、滿足需求的生產制造和促進流通的關鍵作用。產業體系作為現代經濟體系的一個子系統，從結構角度可以劃分為不同產業、產業鏈和供應鏈，也可以劃分為不同的產業集群，要素角度包括技術、資本、人力以及其他各種基礎條件?，F代化產業體系就是建立在現代技術、資本和人力等要素基礎之上，由現代化產業、產業鏈和產業集群構成的經濟體系。
現代化產業體系中，實體經濟尤其是制造業具有核心和主體地位，現代化產業體系具備兩方面的突出特性。一方面是創新驅動發展特性，體現為技術創新能力強、高技術要素和產業占比高、處于高附加值的價值鏈環節等方面，這也是產業體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競爭力強的決定性因素;另一方面是協調發展特性，體現為產業之間和要素之間協調匹配，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能夠實現協同發展。因此，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要把握住創新引領、協調發展兩方面特征，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扎實推進新型工業化，推進實體經濟和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依靠創新驅動實體經濟供給質量提升，促進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形成高技術含量的現代化產業基礎能力、產業、產業鏈和產業集群。
從經濟循環角度看，產業體系是國民經濟循環體系的動力和基礎。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其關鍵在于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最本質特征是高水平自立自強。國民經濟循環能夠在各種情況下都暢通無阻，需要各個產業有序鏈接、高效匹配，需要自主創新為主的創新驅動發展，需要各個產業和要素的協調發展，也就是要求加快建設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競爭力強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新時代以來，我國產業發展取得了歷史性成就，作為全球經濟總量第二、制造業第一總量大國，產業體系比較完整，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突出，內需市場潛力巨大，在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總體上看，我國產業體系還存在結構性供需失衡突出、質量效益不高、核心競爭力不強、產業基礎相對薄弱、在全球價值鏈仍處于中低端、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產業安全面臨挑戰等突出問題。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面臨多重壓力，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下產業轉型、全球產業鏈重構、戰略性資源產品國際供給巨大波動、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貿易摩擦和壁壘增多、投資保護主義抬頭等多重因素疊加給我國產業體系帶來不確定性。尤其是在美國采用制裁、脫鉤、封鎖、排擠等手段對我國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進行不斷打壓的背景下，我國產業體系能否做到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國際競爭力強成為決定我國經濟循環暢通無阻、高水平自立自強能力的關鍵，成為構建新發展格局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針對我國產業體系的突出問題，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加快建設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和具有競爭力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就成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務。
2.提升產業鏈韌性是建設自主可靠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關鍵舉措。
全球經濟競爭已不僅僅是企業之間、產業之間的競爭，而是已經步入產業鏈競爭時代。構成一個國家產業安全威脅的主要是全球產業鏈的“斷鏈”或者“卡鏈”，而確保開放經濟條件下產業鏈不被“卡”“斷”，或者受到外部沖擊時能夠抵御風險或者能夠迅速實現恢復，這種能力就是產業鏈的韌性。要保證產業體系的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產業鏈必須具有很強的韌性。
從價值鏈和產業鏈角度看，我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體系中整體附加值還較低，我國產業鏈總體上處于中低端地位，我國產業總體上是大而不強，存在眾多“核心能力短板”“關鍵能力短板”和“基礎能力短板”，存在很多“卡脖子”技術問題。從產業安全角度看，這些“能力短板”會轉化為我國產業鏈上的“韌性短板”，彌補我國產業鏈“韌性短板”，提高我國產業鏈韌性，成為建設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必然要求和重要舉措。具體而言，提高我國產業鏈韌性可以從要素、企業、產業和生態四個層面入手。
一是加快科技自立自強步伐，強化高水平自主技術要素供給。提高產業鏈韌性和實現現代化產業體系自主可控，最重要的是關鍵核心技術的自主可控。這需要圍繞重點產業鏈，找準關鍵核心技術和零部件“卡脖子”薄弱環節，推進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人工智能等領域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工程，實現高端芯片、操作系統、新材料、重大裝備的核心技術的率先突破，推進產業基礎再造工程，提高產業基礎能力現代化水平。在政策方面，一方面要正確處理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關系，充分發揮競爭政策對顛覆性創新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要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加快共性基礎建設，突破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等。
二是加快培育鏈主企業和關鍵節點控制企業，提高我國企業全球產業鏈掌控能力。企業是產業鏈韌性的主體力量，要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競爭力強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需要培育一批世界一流企業主導產業鏈，更需要培育大量的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單項冠軍”企業掌控產業鏈關鍵節點。這要求積極推進領航企業培育工程，支持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高質量發展，鼓勵企業在核心基礎零部件、關鍵基礎材料、重要基礎工藝、共性技術基礎等方面進行技術攻關，聚焦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農機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高性能醫療器械等十大重點產業領域“補短板”和“鍛長板”。
三是制定實施有效的產業政策，推進產業鏈的強鏈補鏈穩鏈。支持產業形成多元化的產業鏈接關系和多元化合作網絡，形成原料采購多元化、技術供給多元化、運輸渠道多元化的產業鏈條，提高鏈主企業和關鍵節點企業的備份能力。強化產業鏈上下游、大中小企業協同攻關，提高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協調配套能力，降低全鏈條的交易成本，在PPI與CPI“剪刀差”過大時可對中下游企業采取必要支持措施，強化數字化產業和產業數字化的融合協調發展，提高產業鏈的數字化技術鏈接水平。堅持創新鏈、產業鏈、人才鏈、資金鏈一體部署，推動“四鏈”的深度融合。
四是持續優化實體經濟發展環境，形成提高產業鏈韌性的良好生態。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破除科技成果順暢轉移轉化的制度性障礙，持續完善創新生態。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繼續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切實解決“脫實向虛”結構失衡，推進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深度融合，發展產業鏈供應鏈金融，促進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建立針對產業鏈的理論基礎分析框架和常態化信息收集反饋處理機制，準確及時掌握分析產業鏈變化情況，有效支撐產業鏈韌性的政策制定實施。
3.推動產業融合集群發展是提高現代化產業體系競爭力的重要路徑。
產業融合化、集群化是當今世界產業現代化的兩大發展趨勢和重要發展方向，是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背景下產業組織形態變化的兩方面突出特征和兩類新模式。產業融合化發展是不同產業、行業之間的相互滲透、交叉重組的融合發展過程，技術變革尤其是數字技術發展是產業融合的重要驅動力，產業融合過程會促進價值鏈的分解、重構和功能升級，從而提高產業適應、引領、創造新需求的能力，產生大量新產業功能、新產業形態、新產業組織方式以及新商業模式，極大提升產業競爭力。產業集群化發展是指在一定區域內生產一定種類產品的技術經濟關聯企業和機構的集聚協同發展，集群化發展具有要素集聚協同性強、知識傳導外溢性強、創新能力強、主體互動便利等特性，有利于更好地形成專業化分工協作、規?；l展等各方面集聚效應。
產業融合化、集群化發展本身也可以關聯疊加，形成產業融合集群發展。推進新型工業化和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必然要求適應產業融合集群發展大趨勢，要求推動產業融合集群發展，尤其是要求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融合集群發展。無論是從產業安全視角，還是從產業競爭力提升視角，推進產業融合化、集群化發展都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要路徑。
從產業融合化發展看，我國建設競爭力強的現代化產業體系要著重推進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的深度融合、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的深度融合。制造業是立國之本、強國之基，我國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競爭力強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適應產業融合發展的大趨勢，加快推進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發展，加快推進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以數字經濟賦能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從而實現制造業向高級化、智能化、綠色化和服務化方向優化升級，實現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一方面促進了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推進了生產性服務業向專業化和價值鏈高端延伸，可以激發大量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包括工業設計服務、定制化服務、供應鏈管理、共享或協同制造、全生命周期管理、總集成總承包或系統解決方案提供服務、信息增值或智能服務、生產性金融服務、節能環保服務等。基于國家統計局數據，2017年到2021年五年中我國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三新”經濟增加值逐年提高，分別為129578億元、145369億元、161927億元、169254億元、197270億元，占GDP的比重也逐年提升，從2017年的15.7%提高到2021年的17.3%，這些“三新”產業大多是推進服務型制造或者制造業服務化的產業融合創新的成果。
產業融合化發展不僅僅指國內產業之間融合，從產業區域布局看還包括國內外的產業融合發展。現代化產業體系一定是一個開放的產業體系，新發展格局也是一個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格局，這意味著無論從打造現代化產業體系看，還是從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求看，都需要支持企業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促進內外產業深度融合。內外產業的深度融合，在微觀層面體現為企業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進行國際貿易投資合作，在宏觀層面體現為以產業為載體聯動國內國際兩個市場、聯動國內國際兩種生產要素資源。只有通過內外產業深度融合，我們才可能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優勢吸引全球要素資源，在構建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中不斷增強我國國際經濟合作和產業競爭新優勢，從而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提高產業體系競爭力和實現經濟安全。
從產業集群化發展看，雖然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大批產業集群，但我國產業在集群化發展方面無論是集群數量還是集群質量都還不夠，許多產業尤其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還沒有形成合理的專業化分工體系和產業生態，還缺少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集群還十分缺乏，支撐我國數字經濟大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也亟待培育。培育一批具有競爭力的先進產業集群，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十分急迫的重要任務。著眼未來產業發展先機看，一方面要聚焦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及航空航天、海洋裝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集群化發展，到2025年實現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超過17%的“十四五”規劃目標，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新支柱，為不斷拓展培育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搶占產業競爭制高點提供新路徑。另一方面要前瞻謀劃未來產業，在類腦科學、量子信息、基因技術、未來網絡、深?？仗扉_發、氫能與儲能等前沿科技和產業變革領域，探索有利于前沿技術孵化、多元化資金投入、早期市場培育等體制機制，加強前沿技術、顛覆性技術多路徑探索和交叉融合，積極打造未來技術應用場景，強化培育孵化一批未來技術，搶占產業變革制高點，為形成未來的先進制造業產業集群、提高未來現代化產業國際競爭力奠定基礎。
(四)著力解決制約擴大內需的主要矛盾和問題
一是加快解決制約我國自主創新的體制機制障礙。新發展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環境和自身條件都已經發生了變化，無論是從牢牢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增強發展的安全性來看，還是從我國生產函數組合方式來看，科學技術創新的重要性都全面上升?？萍紕撔履芰Ρ∪跏侵萍s我國經濟循環內生動力不足的關鍵問題，我國必須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把提高科技自立自強水平作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根本著力點。
加快科技自立自強步伐。一方面，堅持問題導向，抓住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科技問題、“卡脖子”問題進行攻關，著力健全新型舉國體制，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優化配置創新資源，力爭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另一方面，堅持系統觀念，堅持教育發展、科技創新、人才培養一體推進，堅持原始創新、集成創新、開放創新一體設計，堅持創新鏈、產業鏈、人才鏈一體部署，堅持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有效聯動，從而實現高水平自立自強，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
二是加快解決制約區域間經濟循環的體制機制障礙。要素循環新發展格局要求的暢通國內大循環，是立足全國、面向世界的統一的大循環、大市場，不是建設本地區、本部門、本區域的小市場和小循環。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一定要從全國協調發展的全局高度著力推進。新時代以來，在新發展理念指導下我國協調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當前我國城鄉協調發展和區域協調發展還存在高質量發展的短板，制約了新發展格局的形成。2021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還有2.5倍，不同地區間人民生活水平、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礎設施通達度、地區比較優勢發揮和綠色低碳協同發展等各方面還存在明顯的差距。因此，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需要著力全面推進城鄉協調和區域協調發展，提高國內大循環的覆蓋面。提高國內大循環覆蓋面需要打破城鄉、區域的經濟循環障礙，加快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增強城鄉和區域的經濟聯系，促進各類要素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從戰略上看，這一方面要求新型城鎮化戰略與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有效協同。兩大戰略協同的重要著力點是推動城鄉融合發展，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通過城鄉融合、縣城建設進一步暢通城鄉經濟循環，帶動和發揮鄉村作為消費市場和要素市場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要求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等深度融合，推進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及重要城市群成為高質量發展的新動力源，強化其他地區保障糧食安全、生態安全、邊疆安全的功能發揮，最終形成合理分工、優勢互補、良性互動、有效支撐新發展格局的現代化區域經濟體系。
三是加快建設高水平市場經濟體制和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加快構建經濟循環暢通無阻的新發展格局，需要建設更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需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需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營造各種所有制主體依法平等使用資源要素、公平參與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制度環境，進一步激發各類經營主體活力。當前，還存在一系列影響國內外大循環動力和活力的體制機制障礙，比如，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還沒有形成，還存在制度約束使得國企不敢干、民企不敢闖、外企不敢投，產權保護制度、市場準入制度、公平競爭制度、社會信用制度等市場體系基礎制度需要進一步完善，營商環境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水平還需進一步提升，我國在國際大循環中的話語權不足，在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方面開放水平不夠高，等等。為此，要深入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圍繞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謀劃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尤其要著力推進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加快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和擴大制度性開放，從而增強國內外大循環的動力和活力，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有效制度基礎。
(參考文獻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