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0年10月25日，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指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中共濱州市委、濱州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深化市場化改革，激發內生活力，提升整體競爭力——新時代體制機制創新引領高質量發展暨‘濱州實踐’高層研討會”在山東省濱州市隆重召開。本文為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畢吉耀的演講內容。
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做出的戰略決策，是重塑我國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將進入向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新發展階段，國內發展條件也在深刻變化，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是面向“十四五”乃至更長時期的重大戰略部署，必須深刻認識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大意義，準確把握新發展格局的基本內涵，落實好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的政策舉措，推動“中國號”巨輪沿著高質量發展之路行穩致遠。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大變局加速演變。雖然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題，但大變局下的國際環境日趨復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強。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始終處于深度調整期，復蘇之路艱難曲折，疊加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以及非經濟因素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沖擊，預計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世界經濟仍將持續低迷。最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今年世界經濟大幅下滑4.4%，為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補齊疫情沖擊、重入正常增長軌道任重道遠。
與此同時，國際力量對比持續向“東升西降”方向發展，全球經濟、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繼續深刻調整，單邊主義、保護主義上升，部分大國內顧傾向增強，高標準經貿投資規則覆蓋面擴大，世貿組織等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改革復雜膠著，經濟全球化的速度、動力、模式都面臨重大調整。
綜合上所述，大變局下的世界已進入動蕩變革期，我國面臨一系列新的風險挑戰和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只有保持戰略定力，堅定不移辦好自己的事，不斷夯實和提升國內大循環的主體地位，才能牢牢把握發展主動權，更加從容和自信地走向世界、擁抱世界。
我國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萬美元，繼續發展具備制度優勢顯著、治理效能提升、經濟長期向好、物質基礎雄厚、社會大局穩定等多方面優勢和條件，同時也存在不少短板和弱項。近年來，我國經濟結構持續優化升級，突出表現在國內大循環活力日益增強，經濟增長已經逐步轉向更多依靠內需拉動，內需里又更多發揮消費的基礎性作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經常項目順差與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由2007年的9.9%降至現在的不到2%，國內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有7年超過100%，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穩定在60%左右。
這一趨勢主要是受外部環境和國內要素稟賦變化影響，具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未來一段時間，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發展動能依然不強，國際國內大循環還將繼續此消彼長。要準確把握這一重大趨勢的演化特征，不失時機的采取更為有力的舉措，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托國內市場，讓內需這個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更加強勁，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充分利用勞動、土地等要素成本低廉優勢，由大力發展加工貿易、承接勞動密集型國際產業轉移起步，逐步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通過外向型經濟帶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近年來，我國勞動成本快速上升，適齡勞動力人數從2012年開始下降，土地價格上漲明顯，部分城市房價高企，資源環境約束趨緊，傳統競爭優勢顯著削弱。
與此同時，國際上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推進，主要發達國家都在試圖搶占未來科技和產業發展的戰略制高點，美國實施重振制造業戰略、德國工業4.0戰略等應運而生，而越南等發展中國家也在利用自身的成本優勢，積極出臺優惠政策，大力承接國際產業轉移，我國面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嚴峻競爭形勢。近年來東部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加快外遷，從一個側面說明推動新舊競爭優勢轉換已刻不容緩。構建新發展格局，善用改革的方法，打通國內大循環、國際大循環之間的痛點和堵點。最大限度提高投入產出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培育形成市場、科技、營商環境等競爭新優勢，是關乎國家前途命運的戰略抉擇。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就是要扭住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打通國民經濟循環各個環節，把依托和滿足國內市場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從而使我國的發展更為穩定和持續。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和貨物貿易國，我國經濟的長期發展只能依靠不斷擴大內需拉動，不可能像小型經濟體那樣主要靠外需。從其他一些大型經濟體的發展歷程表明，在達到一定發展水平之后，國內大循環都將取代國際大循環，成為經濟運行的主軸和政策制定的核心考慮因素，這是大勢所趨。我國具備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人口近14億，中等收入群體4億多人，消費潛力巨大，當前像5G網絡等新型基礎設施、新型城鎮化以及生態環保等領域的投資空間廣闊。因此，只要政策措施精準有力，就能夠把內需潛力轉化為高質量發展的不竭動力。
構建新發展格局，持續推動經濟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轉變，關鍵在于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從而讓國內大循環有效“轉起來”。我國工業體系完備，200多種工業產品產量世界第一，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國和唯一擁有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供應體系十分強大。但是，不少傳統和低端領域的產能和供給過剩，而很多新興和高品質的服務供不應求，在居民消費加速升級的態勢下，供給體系“大而不強”“大而不優”、供給結構難以適應消費需求變化的矛盾日益突出。
因此，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戰略方向，更多使用市場化和改革的方法，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瞄準改善民生所需和經濟發展短板弱項，增加有效和中高端供給，通過優化供給結構、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從深層次解決供給與需求不相匹配的問題。
新發展格局決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我國經濟已經深入融入世界經濟，與全球很多國家的產業關聯和相互依賴程度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貨物進出口占地區生產總值的30%以上，外資企業廣泛分布于國內多個行業，內外需市場本身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只有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才能加速補齊要素、資源、營商環境等方面的短板和不足，引導國內產業提質增效和消費升級，使得國內大循環更加順暢。
夯實國內大循環的主體地位，也將為世界各國貢獻更多“中國機遇”，使我國成為吸引國際商品和要素資源的巨大引力場。因此，要在強化國內市場主導地位基礎上，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
在世界大變局加速演化特征日趨明顯的背景下，統籌發展和安全的難度和緊迫性顯著上升，只有充分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才能有效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實效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當前，國際上圍繞優質要素資源的爭奪加劇，我國正處在由產業鏈中低端向中高端躍升的階段，關鍵技術、核心零部件、高端設備“卡脖子”問題還比較嚴重，斷供風險難以完全排除。
近年來，西方發達國家積極推動制造業回流和以自身為中心配置區域性產業鏈，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又使得跨國公司更為重視產業鏈、供應鏈的多元化，而國內使用國產料件替代進口料件以及出口轉內銷依然面臨不少困難，維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已成為重大課題。
因此，要依托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加快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盡快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強化對關鍵領域、關鍵技術、關鍵產品的保障，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撐。
以辯證思維看待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新挑戰，勇于開頂風船，善于轉危為機，保持戰略定力，堅定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戰略方向，扭住擴大內需戰略基點，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以深化改革激發新發展活力，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扎實做好“六穩”和“六保”工作。編制和實施好“十四五”規劃，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牢牢掌握發展主動權，推動高質量發展不斷邁上新臺階。
兜牢民生底線，強化就業優先政策，幫扶市場主體渡難關，堅持扶貧力度不放松，加大養老等基本民生保障力度，夯實擴內需基礎。增強消費基礎性作用，在穩定汽車、家電等傳統大宗消費的基礎上，支持線上消費發展，推動線上線下消費融合，擴大養老、健康、家政等服務消費，進一步凈化消費環境，促進消費提檔升級。發揮投資關鍵性作用，加強5G基站、大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推進以縣城為載體的新型城鎮化建設，積極開展老舊小區改造和市政設施升級，加快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設。
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構建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加快突破受制于人的關鍵核心技術，推動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領域的顛覆性技術創新，善于打造長板。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和完備產業體系，創造有利于新技術快速大規模應用和迭代升級的獨特優勢，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提升產業鏈水平，維護產業鏈安全。完善科技創新治理體系，提升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作用，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培養一流人才和科研團隊，加強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建設創新型國家。
加快傳統產業改造升級，推動產業鏈再造和價值鏈提升;抓住數字化、智能化發展機遇，大力發展數字經濟、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催生和激發新業態、新模式、新供給。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推廣政府購買服務、公建民營等模式，擴大服務業開放，強化市場監督管理，多渠道增加優質服務供給。向國際上先進質量、標準看齊，開展質量提升行動，使中國制造和中國服務成為高質量的標志。健全物資儲備制度，有力保障我國糧食安全、能源安全。
發揮“一帶一路”建設引領作用，統籌推進“五通”合作，擴大西部和沿邊地區開放，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依托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港，探索實踐更高水平更高標準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措施，加快金融等服務領域開放，促進制度型開放。推進貿易高質量發展，完善外商管理、服務、保護體系，有序引導對外投資，形成高水平開放政策保障機制。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開展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提出更多中國倡議、中國方案。
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創新制度供給，增強微觀主體活力，不斷提升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全面完善產權、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等制度，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完善政府經濟調節、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等職能，強化法治保障，塑造國際化法治化便利化營商環境。構建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破除要素資源跨區域流動和配置的體制機制障礙，形成主體功能明顯、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統籌發展和安全，建立健全重大風險識別、預警、處置機制，加強社會預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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