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紀檢監察機構的內設模式還是集中派駐模式，在最廣泛的意義上都是同體監督。原因很簡單，中國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沒有異體監督之說，只有分工的不同。

　　從2012年年末李春城被中紀委調查開始，四川與成都接連爆出高級官員和企業家被調查的消息。數據顯示，在過去兩年里，四川紀檢監察機關立案數翻了一番。2011年四川省紀委立案4530件，2012年立案7839件，2013年立案9938件，立案數連續兩年持續提升。

　　毫無疑問，腐敗頻發與紀檢監察不到位有著直接的關系。亡羊補牢，成都市紀委、監察局會同成都市國資委制定出臺了《關于加強和改進市屬國有企業紀檢監察組織建設的實施意見》，改變了以前市屬國有企業紀委書記、副書記職位由企業提名的做法，要求市屬國有企業紀委書記、副書記職位由市國資委紀委提出人選，不在本企業產生，實行交流任職;紀委書記在同一企業同一職位連續工作滿3年的應當交流、滿5年的必須交流。

　　這是國有企業黨的紀檢監察制度的一項重要改革，針對性不言而喻。但這樣的改革是否能確保遏制腐敗，效果有待觀察。事實上，早在2007年，成都市就進行了一次重大的黨的紀檢監察制度改革，即成都市級部門不再設立紀檢組,部門黨組(黨委)和行政領導班子對本部門及所屬單位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負全面領導責任。派出紀工委、監察分局受市紀委、市監察局直接領導，統一管理，行使紀檢和監察兩項職能。派出紀工委、監察分局一般采取聽取工作匯報、參加相關會議、參與相關工作、集體或個別談話、召開相關會議，以及組織年度巡查、專項督查和調研等方式開展工作。

　　對此改革，時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市委書記李春城說，對紀檢監察派出機構實行統一管理，是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向縱深發展的必然要求，是改革和完善黨的紀律檢查體制的重要內容，也是深化規范化服務型政府建設，完善統籌城鄉發展體制機制的重要方面。按照李春城“加大力度、加快進度”的要求，這項改革歷時兩年半、分“三步走”于2010年10月全面完成，且從2008年起在四川各地推行。

　　至此，在成都，2001年進行的派駐紀檢組歷史就此完結。派駐紀檢組被認為是“雙重領導”，獨立性不強，承擔了大量駐在部門的業務工作，影響了紀檢監察職能的發揮，且認為派駐紀檢監察機構“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對駐在部門存在的問題“看得見”、“不敢管”、“不愿管”。在時任中共四川省委副書記、紀委書記李崇喜的支持下，李春城于 2006年在新都區啟動了對派駐紀檢監察機構實行了以“分片歸口設置、垂直領導、統一管理”為核心內容的管理體制改革試點。

　　這項被寄予厚望的改革，被認為有效地整合了監督力量和資源，實現由內部監督向外部監督的轉變，拓展了實施監督的有效途徑和方式，規范了部門行政權力的運行，促進了部門貫徹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但從實踐上看，這項改革并未達到預期目標，也沒有解決“發現不了，也監督不了”的問題。一方面，紀工委難以深度融入部門工作，對聯系部門的知情權少、參與權小，無法也不可能做到對重點領域、關鍵環節的全程參與、全程監督，監督錯位、監督缺位和監督工作不到位等問題就不可避免了。另一方面，在權利部門化、黨員“單位化”的背景下，沒有任何一個部門愿意把自己的問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使已經曝光本能的應對方式還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或選擇以對單位、部門利益受損程度最小的方式。這里，以2001年、2008年、2010年和2011年數據進行比較，2001年，成都市紀檢監察系統查處違紀違法案件已結案377件，黨紀政紀處分385人;2008年立案286件，處分339人;2010年立案363件，處分434人;2011年立案345件，處分452人。

　　不管是紀檢監察機構的內設模式還是集中派駐模式，在最廣泛的意義上都是同體監督。原因很簡單，中國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沒有異體監督之說，只有分工的不同。雖不能說紀檢監察的遠離為腐敗打開了方便之門，但在其他制度改革沒有跟上的話，這樣的改革對加強監督管理無疑不是有利的。

　　初步梳理出的線索或許并不能證明這項改革的失敗不可避免，但從一個側面可以認為這項改革強化了部門、國有企業一把手的獨立性、權威性和不可監督性?；蛟S從這里，可以發現李春城治下的官商勾結的秘密。所以，不管是不是屬于李春城圈子的，一把手的貪腐條件都比過去方便得多，也有利得多，如果不是屬于李春城圈子的可能被優先調查并被作為反腐敗的成績予以張揚。如李春城提拔的符禮建先后任雙流縣長、大邑縣委書記，主持“造城運動”，2010年因征地接受賄賂被“雙規”。屬于李春城圈子的，則只能等到李春城被調查后才有可能被調查。如已被調查的孫建成是李春城任時提拔的青白江區委書記，在此任上整7年余，或許是成都區(市)縣委書記中在同一崗位上任職時間最長的。孫建成的前任戴曉明離開青白江后轉任成都市經委主任、工業投資集團董事長，成都銀行董事長毛志剛是李春城執掌成都市后任用且從未變動崗位。所謂的成都官場地震便由此發生。

　　由此觀之，必須警惕借改革之名行謀權、謀利之實。黨的紀律檢查機構是執行黨的紀律的專門機構，黨的紀律檢查制度是保證黨的性質、宗旨永不改變的籠子。編織好籠子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要使制度的籠子有效、有力。這就需要黨的紀檢監察機構既是要有力的，更是要有效的，且不被作為圈子(派系)斗爭的工具，執紀的公正性也應予以高度關注。因此，黨的紀律檢查機構要有相對獨立性，更要有客觀性、公正性和權威性。相對獨立性不能局限于黨政之間，而應在國家制度的框架里，強化黨的紀律檢查機構、工作與人民的聯系，切斷黨的紀律檢查機構及其工作人員與黨政機構、國有企業的利益關系，公開權力清單及其運行，弱化權力及其運用的私密性?；蛟S從這里，可以走出一條紀檢監察的正確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