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在日前召開的第五屆紫光閣論壇上談到，現在深化改革遇到的阻力，包括利益集團的干擾、制度慣性的存在等。

　　厲以寧說，現在深化改革遇到的阻力，第一，利益集團的干擾。第二，制度慣性的存在。制度慣性在經濟學里面又叫路徑依賴，就是說老辦法習慣了，老的一套適應了，所以人們不想變，也不準備變。第三，要有完善的、獨立的市場主體。沒有完善的市場主體，市場化改革是難以推進的。我們正在通過國有企業的改革，通過民營企業的轉型，來逐漸使市場主體完善化。第四，就是信用體系的建立，也就是道德力量的作用。道德力量的調節是重要的，在沒有市場調節，也沒有政府調節的時候，它是唯一的調節。有了市場以后，必須要有完善的道德力量的調節，要有有效的道德力量，這樣，市場才能更好地起作用。人一定要講信用，一個沒有信用的社會是不可能建立市場經濟的。

　　講話全文如下：

　　效率、道德調節和社會和諧

　　——在第五屆“紫光閣論壇”上的交流發言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同志們：

　　今天我講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效率的雙重基礎。

　　我們經常談效率，效率其實有兩個基礎，第一個基礎是物質技術基礎，包括現有的廠房設備，也包括勞動力等等。效率的第二個基礎就是道德基礎。如果僅僅有物質技術基礎，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超常規效率來自何處？來自效率的道德基礎。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來說明。

　　比如抗日戰爭期間，為什么國民有那么大的熱情和積極性，有那么高的工作效率？就是因為效率的道德基礎起了作用。沒有這種道德基礎的話，不可能發揮這么高的效率。

　　又如特大自然災害來臨的時候，大地震、大洪水等等，在這種情況下，為什么全國都有那么高揚的抗震救災精神？也是因為效率的道德基礎起了作用。

　　再比如，為什么移民社會的效率非常高？闖關東，從清朝中期以后一直到民國時期，山東人闖東北。那種凝聚力，那種開發精神，都是前所未有的，這就是道德力量的作用。同樣，山西人走西口，廣東人福建人闖南洋，也都是依靠道德力量發展作用，它把整個家庭家族都凝聚在一起了。我們到福建龍巖參觀土樓，土樓是客家人南下以后在那里居住的，土樓都很大，有方的有圓的，有些是上百戶在里面住，外面有土墻。放火燒，土越燒越硬，包圍也不怕，別人也打不進來，客家人靠的就是家族凝聚力。我參觀以后很有感慨，臨走時讓我題詞，我想了想，寫了七個字：“人情道德一樓中。”土樓反映了一種道德關系，客家人在當初的蠻荒之地扎下根來，最終從這里走向全世界，這也是道德力量起了作用。

　　第二個問題，道德調節。

　　我們的社會有三種調節方式。市場調節是第一種調節，靠一只無形的手來支配資源的配置。政府調節是第二種調節，靠政策、法規、法律起調節作用，這是一只有形的手。道德力量調節是第三種調節。

　　既是無形卻有形，既是有形又無形。有形的是靠鄉規民約來管理的，無形的力量就是自律，都是道德力量的調節。難道第三種調節真的存在嗎？當然。市場不過是幾千年以前才出現的，原始社會解體時，部落之間出現了商品交換，于是就有了市場調節。政府的調節就更晚了。但人類社會存在的歷史，少說有幾萬年了吧，更遠一些據說有十萬年。在這漫長的歲月中，既沒有市場，也沒有政府。但人類社會存活下來了，而且一直在前進，是什么力量在調節？是道德力量在調節。

　　即使有了市場以后，有了政府以后，在偏遠的地方，政府力量是達不到的，市場力量也到不了，但是這種地方仍然有人居住，為什么？這就是道德力量在發揮調節作用。社會生活是個大領域。社會生活領域中，交易行為只是一小部分，很大一部分都屬于非交易領域。家庭關系、家族關系、社交關系、街坊鄰居關系等等，都屬于非交易領域。非交易領域中，社會生活靠什么運轉？市場的力量進不去，因為這不是市場活動。政府調節只規定了界限，社會生活不能違背法律，違背法律我就管你，不違背法律我就不管你。比如說，家庭關系，政府不管，但發生家庭暴力，政府要管，因為超過了道德調節的界限。但是多數場合還是在道德力量調節之中。

　　中國古代有句話：“小亂居城，大亂居鄉?！毙y，鄉下人往城里跑，因為城有城墻，有兵把守，所以鄉下人投親靠友到城里來。大亂居鄉，大亂的時候人往鄉下跑，跑得越偏僻越好，為什么？因為城市是兵家必爭之地，包圍、斷糧、斷水、火攻、水淹，破城以后還大開殺戒，所以人們都怕了，跑得越偏僻越好。市場當時是癱瘓的，起不了作用，政府是無能的，在戰亂期間管不了那么多。但人類社會存活下來了，就是靠道德力量起作用。這些都告訴我們，道德調節是存在的，是無形的，它不是市場調節，也不是所謂的政府調節。

　　現在深化改革遇到阻力了，阻力在哪里？我在全國政協會上答記者問的時候提了兩條。

　　第一，利益集團的干擾。這一點大家都清楚了。

　　第二，就是制度慣性的存在。制度慣性在經濟學里面又叫路徑依賴，就是說老辦法我習慣了，老的一套我適應了，所以人們不想變，也不準備變。

　　下面，我再補充兩條。

　　第三，要有完善的、獨立的市場主體。沒有完善的市場主體，市場化改革是難以推進的。我們正在通過國有企業的改革，通過民營企業的轉型，來逐漸使市場主體完善化。

　　第四，就是信用體系的建立，也就是道德力量的作用。道德力量的調節是重要的，在沒有市場調節，也沒有政府調節的時候，它是唯一的調節。有了市場以后，必須要有完善的道德力量的調節，要有有效的道德力量，這樣，市場才能更好地起作用。人一定要講信用，一個沒有信用的社會是不可能建立市場經濟的。

　　第三個問題，就是信念和信心。

　　十九世界末、二十世界初，德國著名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馬克思?韋伯，寫了很多書，包括經濟學的、社會學的、哲學的。最著名的代表作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本書當時轟動了德國全社會。他解釋了一個問題，為什么資本主義在十六、十七世紀的時候在荷蘭和英國產生。因為大家知道最早的資本主義的萌芽都在地中海沿岸，如意大利，意大利經濟很繁榮，但意大利沒有最早發展成資本主義。

　　古代中國經濟也很發達，但是中國也沒有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那為什么荷蘭和英國最早建立資本主義制度呢？我們用唯物主義史觀來解釋，我們講物質生產是最重要的，生產力跟生產關系等等，用這個來解釋。韋伯是用一種倫理觀念，宗教倫理觀念來解釋。中世紀的意大利是天主教社會，天主教的倫理觀念是這樣的，人是上帝的仆人，人都是有罪的，人怎么贖罪，兩條途徑你選擇。一條途徑：進修道院當修女當神父，把終身奉獻給上帝。第二條路，你去不了修道院，你就把錢捐獻給教會，教會來給你做好事，你也就可以贖自己的罪了。所以當時的天主教會還發明了一種贖罪券，你買多少贖罪券你的罪就會少多少等等。這兩條路現在看來都不能發展經濟。人都不結婚，都進修道院去念經了，經濟怎么發展？人把錢都捐給教會了，這也不能發展經濟。所以天主教不能促進經濟向前發展，意大利不可能最早發展成資本主義市場。

　　韋伯認為，拿古代中國來說，中國以三種宗教為主。

　　第一種宗教，外來的宗教，就是佛教。佛教在觀念上教導人：這一輩子做好事，下一輩子就會過好生活；這一輩子做壞事，下輩子變豬、變狗、變羊、變馬。所以人們把希望都寄托在虛無縹渺的來世。這當然很不現實，講究輪回不能使經濟發展。

　　中國的第二種宗教是土生土長的宗教，就是道教。道教分上下兩支，上支的道教追求享樂主義，比如王公貴族追求長生不老，煉丹等等，追求享樂。下支的講究平均主義。東漢末年黃巾起義就是道教徒的起義。五斗米道，出五斗米你就入道了，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了。這是平均主義思想，所以這也不能使經濟進一步發展。

　　第三種宗教，其實并不是宗教，而是我們所說的儒家思想。有時我們也稱儒教。儒教就是要忠君，要做一個清官，幫助皇帝治理天下，這樣一種思想也不能使經濟進一步發展。

　　韋伯認為，荷蘭和英國之所以能發展資本主義，因為當時實現了宗教革命，基督教分成新教和舊教，舊教就是天主教，新教有新的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新教的倫理是這樣的：人是上帝的仆人，人都是有罪的，人怎么贖自己的罪呢？勤奮工作、積累財富、創造事業，因為是以上帝的名義在創造事業，事業做得越大，在上帝面前完成的任務就越好。正是這樣一種精神，促進了資本主義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全世界出現了韋伯熱。韋伯已經去世多年了，為什么會掀起韋伯熱？西方國家從韋伯的書里得到了啟發，那就是必須要有一種創業精神。尤其是德國，戰敗了，德國人認為，如果沒有創業精神，就不可能再起來了，所以就拼命地干，韋伯講的就是這樣一種思想。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有一陣子也出現了韋伯熱。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必須有一種動力，一種競爭力。沒有信念，沒有精神，是不行的。信念需要精神力量。中國曾經落后那么多年，現在時機到了。改革開放以后，大家就應該貫穿這種精神，沒有信念，沒有信心，中國經濟不可能起飛。

　　第四個問題，最大的紅利是社會和諧紅利。

　　我們談過很多紅利，比如有資源紅利。舊的資源紅利消失了，科學進步導致不斷出現新的資源紅利。舊的人口紅利也會慢慢消失，因為廉價勞動力時代過去了，這個時候就要加強教育，培養新的人口紅利。發展方式的紅利很重要，發展方式的改變就產生了新的紅利。但是所有這些紅利還不是最大的，最大的紅利是社會和諧紅利。

　　在其他發展中國家，以及一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論資源紅利，他們可以有新的；論人口紅利；他們也可以有新的；論發展方式的轉變，他們同樣可以有新的，他們的發展也可能走在中國前面。但社會制度的和諧紅利，他們不可能有，因為我們的社會制度決定了我們會產生這個紅利。因此，我們不僅要重視資源紅利、人口紅利和發展方式紅利，更應當創造社會和諧紅利。而社會和諧紅利要依靠信用體系建設，要使人成為有道德、有信念、有信仰的個體，這樣，社會就有動力了。社會和諧紅利要靠我們去創造。

　　有人問我，怎么來理解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個跟人的素質就有關系，假如人都是講信用的、有信念的，這就能夠建成，否則就建不成。

　　混合經濟所有制在于投資主體的多元化，要真正實行法人治理結構，健全混合所有制，這樣我們還需要做很多工作。比如員工持股制。員工持股制實際上在探索一條路，能不能走向社會和諧。因為從經濟學理論上來講，財富、利潤是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共同創造的，既然是共同創造的，為什么利潤被物質資本的投入者占有，而人力資本投入者卻沒有？最重要的是實現產權激勵制度，讓那些發明者、管理者，一切作出貢獻的人，都能夠在自己創造利潤的過程中得到一部分的股權。

　　比爾·蓋茨、喬布斯不是他們個人多么聰明，而是公司培養了一支研究團隊。正是研究團隊充分發揮作用，公司才不斷發展。他們用什么力量調動這個團隊呢？靠的就是產權激勵制度。這就告訴我們，在進一步探索混合所有制經濟的過程中，要不斷試點，不斷總結經驗，最后實現社會和諧紅利，這是我們最大的紅利。（選自厲以寧在4月10日第五屆紫光閣論壇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