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人工智能技術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刻改變人類生產生活方式，加快重塑國際秩序和競爭格局。2025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面對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快速演進的新形勢，要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堅持自立自強，突出應用導向，推動我國人工智能朝著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發展。2025年4月28日，我會舉辦制度創新與人工智能發展座談會，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探討制度創新推動人工智能發展的相關問題。主要觀點綜述如下：

　　一、 我國人工智能發展具備較好的基礎優勢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數據資源豐富，產業體系完備，應用場景廣闊，市場空間巨大。要推動人工智能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構建企業主導的產學研用協同創新體系，助力傳統產業改造升級，開辟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新賽道。

　　(一)我國已基本建成覆蓋全鏈條的人工智能產業生態體系。我國已基本構建覆蓋基礎層、框架層、模型層、應用層的完整人工智能產業體系，加速形成引領經濟社會轉型的新質生產力。目前，我國已累計培育400余家人工智能領域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占據了全球十分之一的人工智能產業規模。2023年，我國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為127555億元，占GDP的比重為9.9%。基礎設施支撐方面，我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5G網絡和光纖寬帶，算力總規模位居全球第一陣營，數據資源呈現指數級增長態勢。技術創新方面，我國人工智能創新生態持續完善，各種人工智能應用向縱深發展，自主研發的大模型體系全球領先。能源保障方面，風光等綠色低碳能源快速發展，為人工智能高耗能需要提供了可持續的綠色能源解決方案。

　　(二)我國人工智能場景規模與應用類型居全球前列。截至2025年4月9日，我國人工智能專利申請量達1576379件，占全球申請量的38.58%，位居全球首位。我國龐大的市場基數、完整的工業體系與數字化生態，共同構筑了人工智能技術迭代的“天然試驗場”。依托龐大人口規模、全球最大的數字消費市場和超60萬億元的數字經濟規模，我國形成海量數據要素的持續沉淀與多維度應用場景的交叉滲透，為人工智能技術迭代提供肥沃土壤。美國SAS大數據平臺報告顯示，當前我國生成式人工智能應用率高達83%，位居全球首位，凸顯了我國擁抱智能時代的積極態勢和巨大潛力。我國自動駕駛技術場景應用復雜度是美西方十倍以上;廣闊領土與多樣地理環境，為低空飛行器應用提供了多元化的測試場景;養老服務需求高速增長、智能制造發展迅猛，均為人工智能提供了“需求牽引供給”的創新路徑。

　　(三)我國人工智能發展具備戰略布局與市場驅動的協同優勢。我國人工智能產業的政策支持與戰略布局展現出系統性、前瞻性的制度優勢，構建起多層級協同的政策矩陣，涵蓋關鍵技術研發、標準體系制定、算力設施統籌布局、財政定向支持等多維制度安排，促成政產學研用協同的創新生態。依托新型舉國體制，我國創新性地將政府戰略牽引與市場微觀活力相結合，通過跨部門協同機制整合國家戰略科技力量與市場主體資源，不僅推動了高端算力、數據要素的高效配置，更在應用場景開放、社會治理等全鏈條布局中形成持續動能，為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二、我國人工智能發展面臨的挑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中央高度重視人工智能發展，近年來完善頂層設計、加強工作部署，推動我國人工智能綜合實力整體性、系統性躍升。同時，在基礎理論、關鍵核心技術等方面還存在短板弱項。

　　(一)部分關鍵軟硬件自主可控能力仍有提升空間。我國在局部技術領域自主可控，但底層共性技術薄弱，海外斷供隱患堪憂。以具身智能人形機器人為例，目前部分由美西方企業供應的高精尖零部件具有運動精度高、抗干擾能力強、性能穩定等特點，能夠賦予人形機器人更廣泛的應用場景、更安全的應用可靠性。其中，被譽為人形機器人“心臟”的無框力矩電機，由于美西方提前布局，全球高端產品市場幾乎被美國、德國、瑞士企業主導，而一臺高靈敏度機器人全身關節需28臺此類電機，我國對外需求敞口較大。另外，用于人形機器人手部執行系統的核心零部件空心杯電機，海外廠商具有技術優勢，美歐日企業基本瓜分全球高端市場，一定程度形成壟斷。在自動駕駛技術領域，智能操作系統幾乎全系依賴國外企業;研發測試環節的自主替代軟件開發還需5-10年。硬件方面，依托先進制程工藝的大算力芯片幾乎全部進口;高性能毫米波雷達、超聲波雷達等視覺系統元器件，近90%依賴進口，本土產品性能存代際差距，性能、工藝、成本等方面無力比肩美歐日。

　　(二)美西方對我人工智能領域科技人才打壓力度或加大。一方面，美西方對我科技人才打壓的范圍更廣、主體更多。如，科技人才交流渠道封鎖或更加全面，美將調整其對我科研交流政策，從以往的“單向”限制轉變為“雙向”限制(如2024年11月，德州禁止州屬高校員工前往我國開展科研和合作);線下、線上科研交流方式或將被雙禁;2024年我37個實體被新加入美“實體清單”，美盟友極易采取跟風式制裁，繼美“實體清單”后，我85所大學及機構被加拿大列入“敏感技術研究”清單;未來不排除美其他州的跟進效仿，美科技聚集地如加州、馬薩諸塞州、紐約州等的科研院校、研究機構甚至企業或采取單方面與華科技脫鉤政策。另一方面，美西方對頂尖科學家打壓程度加深。頂尖科學家不僅在科研領域內引領方向，更在航空航天、信息技術等關鍵領域為解決全球性挑戰提供關鍵支撐。全球頂級AI科學家中，29%是華人，但其中約54%最終去往美國工作。美西方為實現科技霸權，將會對可為我所用的頂尖科學家實施極端打壓。

　　(三)不排除美對我人工智能技術封鎖從實體產業蔓延至服務業全領域，破壞我人工智能大模型創新環境。目前，大模型依然是全球人工智能技術競賽的焦點，我國人工智能大模型一定程度依然是在美國開源模型技術、基礎架構、開源社區等的基礎上進行的延展式創新、開發與迭代，創新能力與美國依然存在差距。例如，全球知名機構CBInsights發布的2024年全球人工智能公司100強榜單中，美國企業上榜69家，中國企業僅上榜2家;據2025年2月摩根士丹利發布的《人形機器人100：繪制人形機器人價值鏈圖譜》報告，全球22家致力于人形機器人控制模型與軟件的主流“大腦公司”中，美國有14家企業上榜，而我國本土企業同樣僅2家。“對等關稅”實質是破壞國際協作形態，若美將制裁措施延伸至服務業，進一步限制模型權重、算法框架及云計算服務出口，限制開源生態發展，將可能引發中美技術生態割裂與創新效率下降，導致中美在芯片架構、算法框架等關鍵領域選擇不同技術路徑，形成中美“雙生態”。

　　(四)我國人工智能產業鏈部分領域和環節存在被迫向外轉移的可能性。美“對等關稅”使我國制造業現有的“中間第三國”策略面臨嚴峻挑戰，即便中資企業在低成本國家投資建設產能，產成品向美轉口時仍需承受高額關稅。在此情形下，會促使中資企業產生在美直接投資的意愿，進而加深美國關鍵產業供應鏈的本土化程度。因此，中資企業必須警惕在對美國直接投資過程中，可能在投資標準、環保要求、補貼條件等方面遭受對華指向性門檻，迫使我國企業向美國進行技術轉讓，使中資企業陷入“技財兩空”的政策陷阱。與此同時，外資企業可能因關稅成本與地緣政治風險加速“技術選邊站”，進一步削弱我國在全球人工智能供應鏈的話語權。更深層風險在于全球供應鏈碎片化趨勢加劇，歐盟與日韓等國已開始效仿美國政策，將人工智能列為戰略性產業并強化本土供應鏈培育，這將推動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加速向本土化收縮，導致技術標準碎片化與全球創新協同網絡弱化。長期來看，這種趨勢可能重塑全球技術競爭格局，我國需警惕由此引發的供應鏈韌性下降、技術生態割裂及國際市場份額流失等系統性風險。

　　三、對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工智能作為新技術新領域，政策支持很重要。要綜合運用知識產權、財政稅收、政府采購、設施開放等政策，做好科技金融文章。推進人工智能全學段教育和全社會通識教育，源源不斷培養高素質人才。完善人工智能科研保障、職業支持和人才評價機制，為各類人才施展才華搭建平臺、創造條件。

　　(一)強化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提升人工智能產業鏈自主性。一是擴大內需推動人工智能各領域產業鏈完整性與經濟性“雙升級”。充分挖掘本土市場需求潛力，特別是在智能網聯汽車、低空飛行器、人形機器人等關鍵領域，以強大內需拉動上述行業產業鏈持續升級，構建完整性更強、經濟性更優、自主可控度更高的產業鏈供應鏈體系。二是依托國內多樣化應用場景，建立國家級人工智能技術驗證與標準制定平臺，開放復雜場景數據資源，加速技術迭代與產品優化。支持頭部企業牽頭組建“人工智能創新聯合體”，通過“行業需求清單+技術攻關清單”聯動機制，整合算力、數據、人才資源，形成從研發到應用的全鏈條自主可控能力。三是完善國內產業協同，引導東部地區聚焦算法優化與場景應用，中西部依托“東數西算”工程布局算力樞紐與綠色數據中心，形成研發、算力與制造的分工協作體系。通過跨區域產業鏈聯盟實現資源調配，破解算力分布不均與重復建設問題，推動芯片、算法、數據資源的協同共享，全面提升產業鏈完整性與自主可控能力。

　　(二)深化核心技術攻關，加速國產化替代進程。一是聚焦關鍵領域，實施重點技術攻堅。推動國家級科研力量牽頭組建重點實驗室,聚焦人工智能前沿領域，突破算法框架、訓練數據集等核心技術瓶頸，通過“揭榜掛帥”“賽馬機制”等政策工具引導社會資本投向基礎研究，聯合科研機構與企業組建重點實驗室，加速算法框架、訓練數據集等核心技術研發。同時，依托開源社區生態降低技術門檻，鼓勵企業基于開源工具二次開發。二是加快推進國產化替代，構建自主可控產業體系。以國產替代與內需驅動為核心突破口，通過政策引導與財政支持，推動國產算力基礎設施在數據中心、智能終端等領域的規模化應用，同步深化國家重大工程布局，例如依托區域算力樞紐建設，優先采用國產服務器、存儲設備及操作系統。三是深化產業鏈生態共建，強化協同創新能力。推動芯片、操作系統、應用軟件等上下游企業組建產業聯盟，建立跨區域算力網絡與資源共享平臺，構建“基礎研究一技術攻關—產業應用”全鏈條創新體系。結合行業應用場景，支持企業聯合高校組建產業創新聯盟，圍繞工業、醫療、交通等重點領域開展國產化技術示范應用，加速技術與需求的深度適配。

　　(三)從國家戰略層面高度重視保護科技人才安全。將頂尖科學家等科技人才保護上升至國家戰略層面，納入國家長期發展規劃之中，形成系統性、持續性的政策框架。借鑒引回“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等歷史經驗，制定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回歸計劃，加大海外頂尖專家引回力度。建立科技人才保護的專項法律法規，加強對科技人才特別是頂尖科學家的知識產權保護、個人隱私權、人身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權益保護，確保他們在面臨國際制裁和不公正對待時能夠有法可依、有據可循。成立公安、司法、外交等多部門聯動的專門危機管理小組，負責統籌協調科技人才保護工作，并針對可能面臨的國際制裁、安全威脅、惡意對待等情況，提前制定詳細的應急預案，確保迅速有效地做出反應。

　　(四)促進科技、產業、金融三者良性循環。產業革命始于科技創新，成于金融創新，興于實業創新。產業在變革，金融要適配新一輪的產業革命，也需要與之匹配的金融創新和金融變革。只有適應和適配產業變革的節奏，金融才能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做好科技金融這篇大文章，是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著力點，也是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要加強金融科技基礎制度建設，健全激勵約束機制，推動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全面提升金融服務科技能力、強度和水平，精準支持國家重大科技任務、科技型企業培育發展等重點領域。要加強頂層設計和政策供給，為科技型企業提供全鏈條、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務，特別是將支持初創期科技型企業融資作為重中之重。充分發揮中小企業在人工智能創新方面決策靈活、試錯成本低、深耕細分領域等獨特優勢，加快推進“人工智能+中小企業”，落實中小企業數字化賦能專項行動方案，完善中小企業科技創新的政策支持和市場環境，持續培育一批人工智能領域的專精特新中小企業。

　　(五)組建人工智能發展局等專業機構加快人工智能發展。人工智能作為當前國際科技競爭的關鍵領域，建議成立促進人工智能發展的高水平高規格專業機構，如人工智能發展局等，加強頂層設計、強化組織協調，更好推進人工智能快速發展。此外，從數據信息安全和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出發，建議在國家層面推進通用大模型建設，面向行業、消費者的中端大模型則交給市場開發。加快推進數據資源“入表”工作，提升企業數據資產意識，激活數據市場供需主體的積極性，增強數據流通意愿，顯化數據資源價值，減少“死數據”。同時，通過數據資源入表機制有效帶動數據采集、清洗、標注、評價、資產評估等數據服務業發展，激發數字經濟發展活力。同時，進一步加強區域人工智能自主創新發展，在金融領域推進監管沙盒模式探索，通過設立區域示范區、試驗區等模式，給予地方發展更多自主權，不斷開拓人工智能應用領域的廣闊空間。

　　四、深化改革開放是人工智能發展當務之急

　　改革是人工智能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人工智能前沿技術的突破和應用乃至全球合作，離不開經濟體制和科技體制改革創新。只有以改革為動力，開放為引領，消除各類信息壁壘，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才有可能實現人工智能發展系統性戰略布局，推動科技自立自強，貢獻“中國方案”。

　　(一)構建與人工智能發展相匹配的經濟體制。人工智能正以其強大的賦能效應，深刻變革傳統經濟范式，對現有經濟體制的適應性提出了迫切要求。若制度創新跟不上技術發展的步伐，不僅會制約人工智能潛能的充分釋放，更可能錯失塑造國家競爭新優勢、培育經濟社會發展新動能的寶貴窗口期。人工智能通過重塑產業形態、加速創新迭代、提升生產效率，全面沖擊著原有的產業發展機制、創新生態系統和資源配置模式。首先，原有的產業政策和管理模式需進行適應性調整，應推動產業政策重心從過去的選擇性扶持特定企業或技術路線，向營造公平開放的市場環境、提供普惠性賦能服務轉變。其次，基于人工智能賦能科學研究的未來趨勢，深化科技體制機制改革。改革現有科研項目管理和評價機制，克服“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的傾向，更加注重原始創新、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以及成果轉化應用價值，設立面向人工智能基礎理論和前沿算法的長期穩定支持機制。再次，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應當加速。核心在于加快構建數據基礎制度體系，落實好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數據二十條”等文件精神,探索建立數據產權制度，明確數據生產、流通、使用各環節參與方的權利和責任。

　　(二)構建更具包容性和適應性的社會體制。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滲透，不僅重塑經濟形態，也深刻觸及社會結構、倫理規范和個體生活，對現有社會體制的包容性與適應性提出了強烈的變革要求。第一，人工智能沖擊就業結構與技能需求，亟需構建面向未來的教育培訓與社會保障新體系。世界經濟論壇預測，到2027年，人工智能技術將取代8500萬個工作崗位，創造9700萬個新崗位，67%的技能需求將發生變化。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將人工智能素養和計算思維系統性地納入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過程。建立覆蓋全民、貫穿終身的職業技能培訓和再培訓公共服務體系，特別要關注小型語言模型(SLMs)和人工智能體廣泛采用帶來的新技能需求。探索建立更加靈活、更具韌性的保障模式，以適應平臺就業、零工經濟等新就業形態。第二，人工智能帶來倫理挑戰與安全風險，亟需健全倫理規范、法律法規與風險防范新機制。我國已初步構建政策法規框架，未來需進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倫理審查標準、風險評估指南和技術安全規范。第三，人工智能可能加劇或彌合數字鴻溝，亟需完善數字普惠與公平發展保障機制。應加大對欠發達地區、農村地區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推動優質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向基層延伸，大力開展全民數字素養與技能提升行動。

　　(三)構建更加智慧高效的國家治理體系。人工智能為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術支撐，也對政府自身的治理理念、治理工具和治理體制提出了深刻變革的要求。此外，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重發展、輕監管，以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為優先級，尤其特朗普2.0政府上臺后更為寬松。從國際競爭視角也要求我國在監管中更加包容審慎，營造更加良好的發展環境和市場環境，以提升人工智能技術和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一方面人工智能提升政府效能與決策水平，亟需建立健全政府數字化、智能化轉型協同機制。深化“數字政府”改革，構建新治理機制，建立跨部門、跨層級的數據共享開放標準與協同工作機制。應深化營商環境改革，將人工智能技術深度嵌入政務服務全流程，推動流程再造和模式創新。要加強公務員隊伍的人工智能素養和應用能力建設，培養復合型人才。要探索建立基于大數據的政策仿真實驗室和效果評估平臺。同時，必須高度重視政府應用人工智能過程中的規范性和安全性，完善相關管理制度和監督機制。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帶來新型監管挑戰，亟需構建敏捷協同、穿透有效的現代監管新體制。要探索建立國家層面統一領導、跨部門高效協同的監管協調機制，整合網信、工信、科技、市場監管等部門的力量，可考慮設立國家人工智能發展管理局或國家人工智能治理委員會等機構。應大力推廣“監管沙盒”、合規科技、風險評估、算法備案等敏捷治理工具，在嚴守安全底線的前提下，為創新留出空間。要提升監管的專業化、智能化水平，利用人工智能技術賦能監管本身，實現對風險的動態監測、精準識別和快速響應，形成政府、行業、企業、學界、公民等多元主體協同共治的格局。

　　(四)推動構建更加開放包容的國際合作生態。積極推動建立全球范圍內的人工智能治理機制，支持聯合國發揮主渠道作用，加強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提升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一是推動提升國際貿易投資便利度。與共建“一帶一路”、《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平臺成員國雙向簡化海關手續、降低貿易壁壘，提高貿易通關效率;加強與成員國在知識產權保護、電子商務、競爭政策等領域的規則合作;充分利用RCEP關稅減讓和原產地規則等優惠政策，鼓勵企業擴大區域內貿易;積極參與區域貿易規則、技術標準、檢驗檢疫等方面的制定和協調，推動我國標準與國際標準的對接，提高我國在區域供應鏈中的話語權。二是采取以第三國為主場的多邊合作策略，借助新加坡、波蘭、塞爾維亞、巴西、阿根廷等友好立場的國家和地區開展國際學術交流和科研合作，鼓勵民間外交等多元化交往方式，增強國際科研交流的多樣性和包容性。三是充分利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科技組織和平臺，主動參與科技倫理、數據安全、知識產權保護等國際規則制定，確保這些規則的對華公平性和合理性。

　　我會會長彭森出席座談會并講話。我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趙艾主持座談會。工業信息化部賽迪研究院黨委副書記、院長張立，工業信息化部中小企業發展促進中心主任翁啟文，北京交通大學國家經濟安全研究院副院長宋光，賽迪研究院無線電研究所所長蒲松濤及國內人工智能頭部企業負責人等專家出席座談會并發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總編輯劉學軍及我會科研部、體改雜志社有關人員出席座談會。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南儲鑫、倪君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