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的深圳，仍像是春天。

　　坐落在深圳河畔的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里，張思平的辦公室墻上掛著一幅書法作品《陋室銘》。

　　這位研究院的創辦人年近70歲。退休前，他的辦公室內掛的書法作品是“天道酬勤”。退休后換成了“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前兩年，又換成了《陋室銘》。張思平解釋，3次換書法，標志著他人生的3次轉變。

　　如今每個工作日上午8點，張思平都會到辦公室寫書、做研究，“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從20世紀90年代到深圳工作，近三十年來，張思平一直參與深圳國有企業改革的實踐。2003年任深圳市副市長后，又長期分管國資國企和全市改革工作。

　　2023年是改革開放45周年，張思平在年初出版新書《深圳國有企業改革四十年》，梳理了四十年來深圳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歷程、內容和理論創新方面的突破，力求對未來深圳乃至全國國有企業深化改革提供參考。他希望，這本66萬字的著作，不僅是對深圳國有企業改革探索的總結，還能起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師”的作用。

　　2023年11月17日，在深圳，張思平就深圳的改革尤其是深圳國企改革，接受南方周末記者專訪。

　　總結深圳國有企業改革實踐

　　南方周末：出版這本書有什么契機?

　　張思平：2018年為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我寫了約4萬字的文章《深圳與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對深圳在中國改革開放歷史中的基本作用、深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基本階段、深圳改革開放實踐中的基本經驗，以及深圳改革開放中的不足和挑戰進行了梳理。

　　這篇長文作為一家之言，難免有以偏概全的缺陷，但也受到了理論界、改革界和出版界的關注。一位出版社的朋友，希望我能在文章的基礎上，寫一本全面總結深圳改革開放的學術性著作。

　　由于自己的經歷、水平有限，寫一本全面總結深圳四十年改革開放的著作力不能及，考慮到自己在深圳工作近三十年，一直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深圳國有企業改革的實踐，對這一領域更為熟悉，國企改革的討論空間也更大一些，所以用兩年時間寫完了《深圳國有企業改革四十年》這本書。

　　南方周末：有讀者用“難得的真誠”來評價這本書，比如你在書中提到上世紀90年代，深圳在“放小”的過程中不同程度地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態度，遺留了一些問題。你自己的評價呢?

　　張思平：深圳在四十年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既取得了成績和經驗，也不可避免地有不足和失誤。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深圳“抓大放小”過程中，對一些難以生存的小企業，采取了關、停、并、轉等多種方式退出。在“放小”過程中，雖然也采取了一些配套措施，但受各種因素的限制，對下崗職工的安置和保障沒有完善的配套政策，后來造成相當一批下崗職工生活困難。我看過他們的住處，住在黑燈瞎火的屋子里，生活條件很差。

　　2003年在深圳國有企業布局調整過程中，我們尊重歷史，制定了補充配套措施政策，花了很大力氣解決這些歷史遺留問題。

　　南方周末：你在后記中寫道，“有幸的是，自己既能親自經歷這場歷史變革，又能在晚年為后人留下這場歷史變革的一些記錄和歷史資料，從這個意義上講，對于深圳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事業來講，我能做的事已經做完了。”這一段話蘊含了你怎樣的情緒?

　　張思平：更多的是期待。我們這批老同志，為國有企業改革付出了幾十年的心血，有經驗，也有教訓。我們應該從過去的經驗教訓中，進一步明確未來需要堅持什么，應該改正什么。

　　對國企改革的認識有個過程

　　南方周末：你和改革是怎么結緣的?

　　張思平：1986年，我以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長的身份去美國參加全球生產力研究大會，這是我第一次出國，對我有非常大的影響。到了美國后發現，我們的小賣部和人家的商場無法相比。當時我覺得中國和美國的差距，100年都趕不上，我們一定要對外開放，學習美國實現現代化。

　　那時我已經是湖北省最年輕的副廳級干部，但從美國回來后，我就認為應當去改革開放的前沿工作，于是先去了深圳考察。羅湖區高樓大廈拔地而起，基本形成了現代化城市的雛形，同武漢相比，簡直是另一個世界。1988年中央決定在海南設立經濟特區，深圳已經有了發展的基礎，在海南發揮的空間更大，我就通過組織調動到海南。

　　南方周末：你在海南做了哪些事情，為什么在兩年后又去了深圳?

　　張思平：組織部門給我兩個崗位選擇，一個是海南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一個是組建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并主持工作。我長期研究經濟領域，對宣傳工作不熟悉。我在年輕時就接觸過思想解放最前沿的內容，到海南后很快適應了從理論到政策再到改革的過渡，參與起草了海南省政府第一份政府工作報告，參與制定了海南對外開放的基本政策，參與了洋浦、三亞等重要片區的規劃，當時我小有名氣。

　　1989年后，“海南熱”冷了下來。正是那個時候，我有機會赴深圳擔任市委政研室副主任。

　　南方周末：剛到深圳時，深圳國有企業發展情況怎么樣?

　　張思平：深圳國企跟其它城市不一樣，在改革開放初期，深圳的前身寶安縣沒有什么國企，商業就幾個小商店，工業就幾個小工廠。在上世紀80年代，深圳市委負責人梁湘等同志很有魄力，通過將專業局轉為公司等方式誕生并逐步發展了一批國有企業。我到深圳的時候，國企正處于高速發展時期。港口、路網、供水等基礎設施，已經通過國有企業建立起來，同時還成立了商貿、石化、輕工業等公司。那時中國仍是短缺經濟，屬于賣方市場，國有企業的問題還沒有得到充分暴露。

　　南方周末：你學經濟出身，有沒有意識到過去幾十年國有企業高速發展背后潛藏的問題?

　　張思平：國有企業改革是在探索中不斷深化的，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目標后，我們對國有企業僵化的內部機制有比較深刻的認識。

　　我們當時普遍認為，只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通過產權改革、政企分開和內部經營機制的轉換，能改變國有企業內部的弊病，國有企業不僅都是能做好的，并且都是可以做強、做大的。為此，深圳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提出要發展30家大型企業集團和一批超百億的骨干企業等，當時我們對國有企業改革充滿信心，對國有企業發展雄心勃勃。

　　上世紀90年代末，國企改革還在推進，但宏觀形勢發生了變化。小平同志南方視察后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對外進一步開放，大量外資進入各個領域，它們有資金、技術、管理和國際市場等優勢。民企也迅速發展，市場競爭機制充分顯現。中國告別短缺經濟，從賣方市場變成買方市場，在與外資企業和民企的競爭中，國有企業的問題得到更多暴露。再加上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絕大多數經營困難。

　　1997年擔任廣東省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后，我認識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既有自己的優勢，也有自己的劣勢。國有企業的性質決定了，即使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也不可能都能在競爭性領域做強、做大、做好。這個時候就要進一步思考，國有企業如何發揮自己的優勢，避開自身的劣勢，在經濟發展大格局和現代產業體系中，需要國有企業干什么?國有企業能干什么?

　　南方周末：你覺得國有企業應該干些什么?國有企業能干什么?

　　張思平：我們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目標是讓它成為市場經濟體制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市場競爭主體，而不僅僅是政府追求GDP的平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的基本職能應該是為社會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保障經濟社會發展和城市運行的安全，政府的基本職能應該也是國有企業的基本任務。國有企業不能依靠政府的特殊政策和特別扶持，在競爭性領域與民營企業爭奪各種資源和發展空間。

　　南方周末：在認清國有企業改革目標后，深圳做了哪些工作?

　　張思平：我們提出，國有企業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安全有序退出競爭性領域，把國有資本集中在城市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領域，發揮國有企業的基本保障作用。2003年到2005年三年時間，深圳市進行大規模的國有經濟布局調整，基本完成了調整目標。

　　南方周末：同樣是在2003年到2005年，深圳也有幾家國有企業退出房地產領域。

　　張思平：那個時候房價還沒上漲，地產競爭也很激烈，民營企業開發樓盤一平方米能賺1000塊錢，國有企業開發就虧本，經營不下去。我把一部分國有企業退出房地產領域。

　　南方周末：假如當時房價已經上漲了，你還會作出這個決定嗎?

　　張思平：我的理念是，國有企業不應以在競爭性領域追求利潤為目標，應該為政府建設更多的保障性住房，而不是過度商業化盈利，這是國企的責任。

　　“深圳的發展符合我們追求的目標”

　　南方周末：對于推動國有企業做強、做大，你如何思考?

　　張思平：民營企業、國有企業都希望做強、做大，這個口號無可厚非。問題在于，國有企業是靠什么來做強、做大?是靠政府的特殊政策、特別支持下做強、做大，還是靠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在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里做強、做大?

　　公平競爭的環境下，應該為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在市場公平競爭中優勝劣汰，誰做大都可以。而不能依靠政府的特殊政策、特別支持，在不平等的競爭條件下，硬要去做強、做大國有企業。這樣的結果，部分國有企業可能做強、做大了，但整個國民經濟受到了影響，整個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變低了。

　　南方周末：回過頭來看，深圳整體的改革符合你們當時設計的目標嗎?

　　張思平：深圳的發展符合我們追求的目標。我們親身參與到深圳的建設過程，哪條路是怎么修的，哪棟樓是怎么蓋的，哪家企業是怎么發展的，我們都清清楚楚。中國要成為現代化的國家，深圳要成為現代化的城市，就要通過改革走市場經濟的道路，跟上世界潮流，與世界文明接軌。

　　南方周末：你還對哪些改革議題關注較多?

　　張思平： 深圳常住人口有一千七百多萬人，常住戶籍人口只有五百多萬。我認為從短期看，應該擴大戶籍人口占深圳常住人口的比重。可能有人擔心過多的人留在深圳，超出財政能力。但在我看來，常住非戶籍人口有固定的工作，為深圳交了稅，給城市建設作了貢獻，在社會保障、社會福利、公共服務等方面，應當盡可能做到公平。

　　南方周末：2003年3月，你出任深圳市副市長，你在履職時說：“我知道改革必然涉及既得者利益，可能會得罪一些人。但只要自己干干凈凈干事情，只要自己一身正氣，肯定能得到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支持。”當時為什么會這樣說?

　　張思平：我在深圳和廣東當過多年的體改委主任，主持過審批制度等多項改革。審批權就是各個部門的命根子，改革觸動人的利益，觸動部門的權力，除非不改革，哪怕做得再好，也會得罪一些人。以審批制度改革為例，在一段時間內，改革的對象可能對我有意見，但或許他會慢慢理解，這是政府在轉變職能。

　　南方周末：作為副市長，你在自己的頭上改革過嗎?

　　張思平：我認為，無論是在體制內外，不同的利益群體，既有促進改革的一面，也有阻礙改革的一面，人很難擺脫個人和群體利益對他的限制。不過我作為市領導，分管改革的時間達12年，從來沒有站在個人利益和我分管的部門利益上，而是站在全局利益上推進改革。

　　南方周末：2014年，你年滿60歲，在深圳市委常委、統戰部長任上請辭，投入到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的創辦中，是一個什么性質的機構?

　　張思平：當時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已經注冊成立，我想盡快去辦好這家研究院。根據我們的設想，創新發展研究院是以推進改革創新為己任的建設性、社會性民間智庫，主要研究中國改革創新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為有關方面的決策提供參考。近些年，根據各個方面的變化，創新發展研究院主要聚焦在促進科技創新的理論和研究方面。

　　南方周末：研究院成立后，你組織發布《對深圳改革開放重大戰略問題的建議》。這份建議言辭比較尖銳，也有人質疑你為什么在任上沒提這么大力度的改革方案，退了才提，你有何回應?此外，你如何看待批評與被批評?

　　張思平：質疑的人不了解情況，我在體制內時批評干部比這激烈多了。內部批評就像家長批評自己的孩子，有時說得很嚴重，但到了外面就要給孩子面子，以免影響孩子的自尊心。我們內部提出的改革觀點以及對某些方面的批評意見，尺度也遠超過我公開發表的文章。

　　這不光是我對內部批評的態度。我擔任深圳市副市長時分管交通，當時有家媒體幾乎天天批評堵車問題，大標題起《黑色星期一》。我每天都看報紙，把它當作我工作的重要依據，開會也邀請媒體過來。深圳哪里不好，不是在抹黑深圳，不是負能量，起碼我不這樣認為?，F代政府應該想明白一件事，誰是主人?

　　張思平簡歷：

　　1954年10月生，河南延津人;

　　1971.05—1973.09，鐵道部第四鐵路工程局二處工人;

　　1973.09—1976.01，湖北財經學院工業經濟系工業計劃統計專業學生;

　　1976.01—1978.09，湖北財經學院工業經濟系教師;

　　1978.09—1981.09，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工業經濟專業碩士研究生;

　　1981.09—1985.03，湖北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人員;

　　1985.03—1986.04，湖北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1986.04—1988.05，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長、黨組成員，副研究員(1986.12)(其間兼任洪湖市副市長);

　　1988.05—1990.04，海南省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

　　1990.04—1993.12，深圳市委政研室副主任;

　　1993.11—1997.12，深圳市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黨組書記;

　　1997.12—2000.02，廣東省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

　　2000.02—2003.03，廣東省人民政府第一副秘書長;

　　2003.03—2010.05，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長、黨組成員;

　　2010.05—2010.06，中共深圳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長、黨組成員;

　　2010.06—2014.11，中共深圳市委常委、市委統戰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