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經濟的波動及政策調整

　　(一)如何理性看待2022年中美GDP差距

　　2021年，中國GDP總值為114.92萬億元人民幣(約17.82萬億美元)，人均GDP 12551美元;美國GDP總值為23.32萬億美元，人均GDP 7.02萬美元。2022年，中國GDP總值為121萬億元人民幣(約18萬億美元)，人均GDP 12741美元;美國GDP總值為25.46萬億美元，人均GDP 76687美元。從GDP總量視角看，中國約占美國的比重由2021年的77%降至2022年的70%;人均GDP則由2021年的18.3%降至2022年的16.6%，似乎兩國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如何看待這一差距?

　　根據統計數據以及計算得知，2022年美國GDP實際增長率為2.1%，但是通貨膨脹率為8.6%，使其名義GDP增長率超10%，而2022年中國GDP實際增長率為3%，通貨膨脹率僅為2%，名義GDP增長率為5%。可見，美國的高額通脹率大幅拉高了其名義增長率，按照美元現價計算，中國同美國GDP的比值就下降了。其原因是美元為國際通用貨幣，如果按照通貨膨脹率來計算，很多國家跟美國的GDP相比可能會越來越低，這反映出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特權所在。雖然美元不斷升值，但不管美國通貨膨脹率是多少，GDP在美元現價的計量上會不斷增長，通貨膨脹率高，反而使得美國的名義GDP增長率更大，與他國GDP的比較上就會占據很大優勢。實際上，真正要看雙方經濟實力和實際收入的對比，要用歷史上某個時點的固定匯率來衡量，或按照購買力平價進行計算，按照實際增長率去計算(如都用1990年的固定匯率)才能說明問題，因此，這種表面差距的拉大，需要我們理性看待。

　　(二)關于應對經濟波動的政策調整

　　2022年，中國經濟由于多重因素疊加出現波動，基于此，國家對相關政策進行了針對性調整，如防疫政策的調整;一系列具有“收縮性”政策的調整，如正確處理實現“雙碳”目標中“攻堅戰”與“持久戰”、“反壟斷”與支持平臺企業引領發展、反對資本的無序擴張與積極發展民營企業等之間的關系;房地產政策的調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等。從2023年前兩個月我國經濟的運行情況看，已經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

　　1. 防疫政策的調整

　　防疫政策的調整是我國經濟恢復良好發展態勢的重要因素。在防疫政策調整之前，不少地方大面積封城給我國以及世界經濟尤其是全球產業鏈帶來了巨大的沖擊，這一沖擊的“后遺癥”至今影響仍在，特別是對外貿、出口訂單的影響，不少出口訂單轉移至印度、越南以及加拿大、墨西哥等國，導致我國出口下降。但隨著防疫政策的調整，各地加快恢復生產，努力彌補此前的經濟損失，經濟增長可期。

　　2. 房地產政策的調整

　　2021年，央行及住建部推出限制房地產企業的“三道紅線”新政，加之部分房地產企業利用金融杠桿盲目擴張，從熟悉領域擴張到不熟悉領域，導致接連“爆雷”，企業資金鏈發生斷裂，引發房地產市場恐慌。基于此，2022年底，中央調整了房地產相關政策，以穩定房地產市場，最近還啟動了不動產私募投資基金試點，為房地產融資打開了新的渠道。同時，對房地產企業的資金來源和債務重組的一些方式也進行了調整。短期來看，相關政策的調整已有一定成效，表現為大城市的房價已企穩，但是房地產問題是一個長期性問題，需要用長遠的眼光以及中國式現代化和中國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行為方式與行為規律來看待，要放在中國式現代化人口遷移的整個進程中來思考。中國式現代化包括城市化、工業化，也就包括人口遷移的過程。人口遷移不僅僅是從農村遷移到城市(城市化)，也包括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過程。從歷史來看，各國經濟發展都會經歷這樣一個過程，我國現在最主要的人口遷移不是農民向城市遷移，而是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遷移。有人認為中國住房自有率這么高，以后住房市場需求就枯竭了。實際上，這種枯竭不是總量的枯竭，而是結構性枯竭。一些地方的住房需求枯竭了，而另一些地方的住房需求仍在增長。這是因為人們追求美好生活、向大城市聚集的過程對住房的需求發生了轉移。由此可能產生的一個結果是，原來在一些城市已經購買的住房的利用率將會變低甚至被遺棄。只不過房產始終是其家庭財產的一部分，雖然價格不高，但農村與小城鎮的已購房產，能起到一種社會保障的作用。其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需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中逐步消化。

　　3. 宏觀政策的調整

　　從2020—2022年我國的財政赤字率來看，2020年為3.6%，2021年為3.2%，2022年為2.8%，赤字率不斷下降說明刺激力度是下降的。2022年下半年以來，我國對宏觀政策進行了調整，體現在加大貸款發放和貨幣發行。從統計數據來看，2023年1月，新增人民幣貸款4.9萬億元，同比多增9200億元，是歷史上單月最大信貸增量;從結構來看，企業中長期貸款同比多增1.4萬億元，是貸款的最大動力。在信貸的帶動下，2023年1月，M2同比增速達到12.6%，相比2022年12月上升0.8個百分點，是近幾年增速最快的一次，其原因是金融系統貫徹國家關于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政策，加大了對實體經濟、中小微企業的貸款力度，擴大了信用貸款的投放，通過貨幣支撐釋放出一些新的需求。

　　2023年，我國將財政赤字率上調為3%，比2022年的2.8%略高，繼續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政府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可能會加大債務(尤其是地方的城投債)風險，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我們認為，地方的城投債問題雖然存在一定風險，但總體風險可控。按照2020年數據計算，我國的債務總額與GDP的比率約為260%左右，其中政府債占60%、企業債占165%、居民債占40%。而日本的債務總額約為433%，其中政府債占250%、企業債占110%、居民債占73%。對比來看，我國的政府債和居民債較低，企業債較高。有人認為城投債太高了，風險較大。實際上，城投債是地方國有企業在政府支持下借的債，其債務計入了企業債，即，165%的企業債里包含了大部分城投債。如果政府債的比重較低，要解決這個問題就是有余地的，但是從其所占的比例來看，不可能一下子解決。同時，我們需要弄清城投債導致的“雙重錯配”問題：一是地方政府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借的短期債務與長期債務支撐的錯配。地方政府建設長期的公共基礎設施(如地鐵等)，由于其收益是一個長期、逐步的過程，應該由一些長期債務支撐，而地方政府從金融機構借來的債務期限一般為5—10年，如果是信托產品則期限更短(1—2年)，由此就會出現重大的期限錯配。二是短期內經營項目和社會性、財政性項目的錯配?；A設施的很多回報無法體現在基礎設施本身，因為很多基礎設施項目不收費，其建設的目的是以此提供更好的環境，促進企業的成長和發展，待企業盈利后以稅收來沖抵，但這是長期性的。而現在則一般將其變成一個短期的經營項目，如果在相應期限內不能實現盈利，城投債就會成壞債，原本應依靠財政支持的基礎設施建設卻由金融杠桿支撐，從而造成另一大錯配。實際上，應將地方政府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債務以長期公債作為支撐，發行30—50年的公債，甚至永續債，如最近美國為了解決基礎設施等的建設問題，考慮發行100年的長期公債。同時，諸如此類的債務，由于錯配的原因，本質上可以用其他的資源來支撐，加之這些債均為國內的債，不構成國際債務，跟日本的情況相似，是可以持續的，風險總體可控。因此，相關政策調整應更加積極一些，可以多發一點債務，特別是公債、政府債，不會產生特別大的負面影響，同時能夠解決一些相關問題。當然，這要堅持符合中央政府對債務總規模進行控制和管理的法律法規。

　　總體來看，經過各種政策的調整，中國經濟波動趨于穩定，并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但由于市場和相關產業的調整和恢復還需要一段時間，同時面臨的外部環境日益復雜，因此需要做好充分的準備。

　　關于我國經濟增長面臨的挑戰

　　(一)經濟增長短期面臨的困難

　　1. 全球增速放緩，導致我國出口下滑、外貿順差下降

　　由于歐美經濟景氣度的下滑，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預期將2023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由2022年的3.2%下調至1.7%，比2022年6月的預期下調1.6個百分點，下調幅度很大，全球經濟可能創下自2001年以來最疲弱的增長表現。同時，雖然2022年全球貿易總額再創新高，達到32萬億美元，增長了12%，但這主要得益于2022年上半年全球經濟的強勁增長，自2022年第三季度以來，全球貿易增長持續低迷。與此相應，2022年11月，我國進出口總值為5223.4億美元，同比下降9.5%，其中，出口為2960.9億美元，同比下降8.7%;12月，進出口同比下降6%。2023年1—2月，我國出口(以人民幣計價)增長0.9%，下降6.8%(以美元計價)。這也導致我國出口和外貿順差進一步下降，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減弱。

　　2. 全球產業鏈調整的負面影響

　　全球化不會結束，但是多種因素可能導致全球產業鏈的調整。一是近年來我國成本結構的變化。當前我國已進入中等收入階段，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比較優勢大幅減弱，使得一些產業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二是疫情對全球產業鏈的影響。疫情期間，我國的封城措施對全球產業鏈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導致一些訂單、產業從中國轉移，同時，一些國家出于產業鏈分散化需求的考慮，實施“中國+1”“中國+N”策略，使得產業鏈從我國轉移到東南亞等地。三是美國對我國的戰略遏制。自2018年美國對華挑起貿易摩擦開始，便對我國持續進行遏制和打壓，尤其是在科技方面，迫使一批跨國企業及相關產業鏈發生轉移。四是美國政府為防止“產業空心化”問題，實施“制造業回流”策略，加大對本國制造業企業的補貼力度，要求這些企業從中國(乃至歐洲)回遷美國，導致產業鏈的調整。五是地緣政治沖突引致的能源危機等，也對全球產業鏈產生了較大的沖擊。

　　近期全球產業鏈的調整趨勢值得關注。美國2022年全年的進口總量沒有下降，但是進口結構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2022年1—9月，美國從歐洲進口4490億美元，但從中國僅進口4180億美元，歐洲取代中國成為美國第一大進口來源地，以加拿大、墨西哥為代表的北美自貿區成為第二大進口來源地，中國降至第三。2022年第四季度，美國從中國進口大幅下跌，跌幅超過20%以上，而同期從加拿大、墨西哥、韓國以及東盟的進口則大幅增長。此外，2021年，歐盟對東南亞投資265億美元，較2019年的61億美元，上漲了4倍多。2022年3月以來，印尼出口同比增速超過了40%，越南超過了30%，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都超過了20%，外貿訂單正在加速向東南亞等地轉移。印度將成為蘋果公司生產和營收的新增長點，產能將由現在的5%—7%增長至25%。美日荷三國共同制裁中國芯片產業，戴爾公司將在2024年棄用中國產出的芯片，并準備在2025年將一半的產能轉移到印度和越南。日本索尼公司擬將在中國90%的產能遷往泰國，東芝公司在中國24個城市的33家工廠與研發機構，都將會在今年12月底關閉等。上述全球產業鏈的調整不一定說明普遍性的問題，但是否會成為下一階段產業鏈的變化趨勢，值得我們高度關注和重視。

　　(二)經濟增長長期面臨的挑戰

　　百年變局是我國需要長期面對的挑戰。百年變局下，逆全球化思潮不斷加劇，最突出的表現是美國對我國實施的遏制戰略，目的是以此卡斷我國各種學習、引進、消化、吸收新知識、新技術的渠道，阻礙我國企業發揮“后發優勢”，使我們難以像過去一樣用較低的成本利用世界高新技術，迫使我們以更大的成本、更長的時間進行自主研發，以解決一系列“卡脖子”問題，從而導致我國經濟的潛在增長速度有所下降。

　　這里涉及到“后發優勢”問題。在初期階段，落后國家擁有“初級要素”較為豐裕的要素比較優勢，但在達到“中等收入”階段之后，這種相對優勢逐步衰減(因為“初級要素”比較優勢的國際參照系，是同等發展水平的其他落后國家的要素成本結構，即工資水平與勞動成本的比較)，這時，經濟能否增長，主要取決于是否發揮了“后發優勢”，即通過學習、引進、交流、合資、購買專利，進口自己還不能制造的技術設備與中間產品，實現知識與技術的“溢入”(spill-over)，以較低的成本、較快的速度，增加自身的人力資本、知識總量與技術創新能力，在各領域里接近“前沿”，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楊小凱(2004)認為，后發不是優勢而是劣勢。后發本身當然是劣勢，但是我們要看到后發國家在節省研發成本和研發時間及獲得知識方面的重要性，因為可以不用自己從頭去研究，不用花費大量的研發成本和試錯成本。我國過去40年來的發展，便是先發揮了比較優勢而后不斷發揮“后發優勢”，與發達國家快速縮短了差距，這是過去我國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源泉。

　　過去我們說增長要素，主要有兩項：勞動力和資本。隨著經濟學理論的發展，認為，其一，制度改進也是增長要素之一。因為制度改進可以提高要素的效率，提高了效率就會促進經濟增長;其二，知識和技術同樣是增長要素。知識在經濟學的體系里，成為經濟增長一種新的要素，其一部分物化在人力資本當中，一部分物化在資本設備和中間產品當中，另外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增量，也就是全要素生產力所體現的知識增量，新增的這些知識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源泉。經濟學現在用知識總量、知識增量分析經濟增量?？梢钥吹剑@些年世界經濟的增長，不是因為勞動力多了，也不是因為物質資本，而是很大程度上因為知識的增長、技術的進步，這可以說是現在世界經濟增長最重要的要素。

　　2010年以后，我國的經濟增長只有少部分由勞動密集型產業推動，更多則是依靠資本密集型、知識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因此，需要高度重視知識這個增長要素。落后國家的知識增長一部分靠自己的學習和研發，很大程度上則是靠引進、消化、吸收，因為其是最優方案，對于落后國家來講是最優的知識要素增長途徑。我們鼓勵自我研發，但在一些領域自我研發不是最優方案，可能是次優方案，因為需要更大的投入和試錯成本。次優方案意味著成本會比最優方案更高，而收益則可能沒有那么高，就會導致我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放緩?，F在我們的企業被迫進行大量自我創新，“修補”我們的供應鏈，這是某些國家為了遏制我國發展而人為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的結果。

　　我們在很多領域里取得了很大進步，在一些領域里甚至達到“前沿”，但在大多數領域里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因此，中國當前所處的發展階段，仍需要進一步發揮“后發優勢”，通過各種渠道來學習、引進、消化、吸收，向一切比我們先進的國家學習，讓更多知識外溢到我國，向他們學習新東西，從而實現經濟持續發展，這仍然是我們的經濟增長之道。因此，一方面，要實施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特別是對美國之外的國家開放，對外資開放，利用國際資源，學習先進技術，努力擴大與其他國家的經貿交往與合作，維系全球化與多邊主義，吸收更多知識外溢;另一方面，深化國內市場化改革，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同時加大自主創新投入，鼓勵創新創業。

　　發揮積極因素，充分挖掘增長潛力，實現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

　　盡管我國面臨不少短期問題和長期挑戰，但在全球經濟低迷狀況下，我們有自身的優勢，需要充分發揮這些積極因素并進一步挖掘自身增長潛力，實現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

　　(一)發揮積極因素

　　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加速演進，全球經濟持續低迷，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們擁有幾大積極因素，使我們在動蕩的政治經濟格局中處于優勢地位。需要發揮自身積極因素，助推經濟增長。

　　第一，世界面臨高額通貨膨脹，而我國的通貨膨脹則較為穩定。2022年我國通貨膨脹率僅為2%。此外，2022年第四季度，企業的成本價格PPI降至-1.1%，這反映了我國工業品上游產品價格上漲較低，下游產品通貨膨脹的壓力較小。在全世界均面臨高額通貨膨脹的情況下，我國的經濟基本面仍保持穩定，沒有出現糧食、能源等危機，物價平穩，且有充足的外匯儲備(3萬多億美元)，經濟表現出強勁的韌性。

　　第二，多數國家成為貿易逆差國，而我國仍然擁有巨額的貿易順差。美國一直以來都存在較大的貿易逆差，同時，全球經濟低迷，使得國際上不少順差國變成了逆差國，如德國、日本、韓國等傳統貿易順差國都成了貿易逆差國。目前世界上的貿易順差國除我國是制造業大國之外，其他的都是資源大國，如澳大利亞、挪威、沙特、伊朗等都是資源出口國，相關優勢明顯。

　　第三，各國匯率波動較大，而我國則較為穩定。目前，由于美元升值導致各國的匯率波動很大，而人民幣在其升值沖擊下雖然有一些波動，但是在合理區間內的正常波動，波動較小，總體來說相對穩定。如果2023年我國經濟保持穩定，就能夠實現一定程度的反彈、復蘇、增長，經濟基本面穩定就能實現，就沒有特別導致人民幣大貶值的潛在因素。

　　(二)充分挖掘自身增長潛力

　　目前我國經濟發展存在不少新的增長點，其中有一些領域在世界上具有一定領先的地位，要充分挖掘自身增長潛力，助推經濟穩定增長。

　　第一，智能汽車新賽道。2022年，我國的智能汽車出口迅猛增長，汽車出口超過德國，位居世界第二，與世界第一的日本差距大大縮小。與傳統汽車大國相比，我國在一些關鍵技術上落后，于是我國通過布局發展智能汽車實現“彎道超車”。此外，特斯拉這一國際智能汽車巨頭的引進也非常重要，如同過去我們引進傳統車企一樣，也是我們學習、引進技術與商業模式的過程，外資的進入直接將其他國家知識外溢到我國，從而拉動了我國整個汽車產業的技術進步。我國的汽車產業，一方面有自己的發明和創造，如比亞迪發展起步早，在新能源汽車領域有了很大成就;另一方面引進了外部的一些競爭者，從中學習知識和技術，引入新的資本，促進了相關產業的發展，同時又實現了“新賽道超車”。

　　第二，新能源技術與設備。我國的新能源技術與設備在世界處于領先地位。全世界百分之六七十的相關設備都是由中國制造，同時，風能、太陽能是我們的亮點與優勢。目前，在世界出現能源危機、各國繼續大力提倡碳減排的背景下，新能源的技術需求會不斷加大，如歐洲已經宣布在2035年取消燃油車等，應當繼續利用好這些優勢。

　　第三，人工智能。目前，我國在人工智能方面已經處于前沿梯隊，但還欠缺革命性的創造。GhatGPT的橫空出世啟示我們，要在該領域鞏固已有優勢的基礎上奮起直追，通過構建有效的創新機制，源源不斷地創造新知識、新觀念、新想法、新技術，不斷提升自身的創新能力。關鍵是如何形成一套使得技術創新能源源不斷產生的體制機制。

　　第四，數字經濟與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我國數字經濟發展迅速，數字經濟廣泛應用于各種產業，但是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需要一個過程。在很多領域，數字應用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一旦這些潛力得到有效發揮，可以促使數字技術產業得到較大發展，同時也能推進我國很多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在下一階段的發展當中引領產業發展。

　　第五，生物醫藥。近年來，我國在生物醫藥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尤其在自主創新藥領域，我國所占比例為14%，美國為48%，占比大幅提升，已經超越歐洲國家與日本的企業，成為一個新的增長點。下一步，應不斷加大在這方面的創新研究。

　　第六，消費增長。如何把這個增長點真正發揮出來，有待進一步觀察。值得關注的是，消費升級不僅僅涉及到年輕人的消費升級，也涉及到老年人、退休人員。原因是新一代的退休人員與10年、20年前的退休人員不同，前者是掙取過較高工資、享受過高消費群體的一代，而后者年輕時沒有太多儲蓄，在社保儲蓄很低的情況下，由于他們本身受收入所限只能低消費，退休以后還會繼續低消費。而新一代退休人員由于已經享受到了高消費模式，儲蓄也較多，退休之后仍可以維持較高的消費水平。正如經濟學所說，年輕人是儲蓄的一代，退休人員就是負儲蓄的一代。負儲蓄的一代消費升級了，整體消費水平就會提高。年輕人消費升級，老年人比過去消費水平提高，整個消費市場就會擴大。

　　第七，城市群的發展。近年來，隨著長三角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成渝城市群等國家級城市群相繼獲批，以中心城市引領城市群發展、城市群帶動區域發展新模式，推動區域板塊之間融合互動發展，是未來的發展趨勢。如粵港澳大灣區，其可以容納更多的人口，實現大中小城市的互補、城市和農村的互補。中小城市通過一些快捷交通串聯起來，可以為大城市提供空間互補，解決大城市房價高企問題。大城市擁有公共服務多樣化、市場多元化的優勢，如醫療、教育、環境等，可以在一個城市群內統籌協同發展，在這個過程當中企業能夠獲得發展，逐步解決城市化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沒有進一步的城市化，就無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

　　總之，經濟增長總會有高潮和低谷，我們需要在世界經濟處于低谷時期做好自己的事，同時放眼長遠，布局未來，努力實現持續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