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突破口現實意義在于其可行性而非規范性。我們討論改革的突破口很有意義，尤其中國處于改革的關鍵時期，到了最后的窗口期。改革的突破口從理論上說是任意的，可以提出無數個突破口出來。就像托爾斯泰所說有多少個女人就有多少種愛情一樣，有多少專家就有多少個突破口的意見。例如，財稅專家提出財稅改革是突破口，社會學家提出社會體制改革是突破口，政治學家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是突破口等，只要在邏輯上能夠自洽，在理論上都無可挑剔。正如阿基米德所說的“給我一個支點，我把地球撬起來”。即使有支點，有這么長的杠桿嗎？他到哪里找到這么長的杠桿？提改革意見是一回事，能夠改什么是另一回事。因此，能夠改什么不取決于我們在座的人，主要取決于中國的決策者，他能夠改什么，而不是我們想改什么。
      選擇改革的突破口具有現實的約束條件。改革突破口，在實際選擇中是有約束條件的，不是可以任意進行的。這些約束條件：
     首先，改革突破口受制于改革主體——決策者的價值選擇和風險承受能力。價值選擇是什么？包括價值取向和風險承受能力。價值選擇決定技術選擇。中國改革的突破口不單純是一個技術選擇問題，它受制于價值選擇。在價值選擇給定的前提下，包括我們在座的人都有可能設計出很多改革的技術路線。如果我們對決策者的價值選擇和風險承受力無從判斷，就很難提出技術選擇性的“突破口”。就像企業決策一樣，它取決于企業家的風險承受能力（冒險的程度）和價值取向（企業定位，商業模式）等等。如果決策者改革的價值取向和風險程度已定，改革的主體條件就基本具備。
其次，改革突破口受制于改革的對象即改什么。對象的確定實際是一個利益博弈過程和程序選擇過程。但是主體條件成熟并不意味著改革突破口可以隨便選擇，因為改什么涉及到不同群體的既得利益。有一些改革對象是對大家無害的，很容易進行；有一些改革對象牽扯到很多強者利益就很難進行。改得不好可能有風險，進行不下去，甚至失敗。因此，決策者進行改革的時候是從利益博弈能否勝算的角度考慮的，也就是考慮可操作性。一般來說，改革突破口的選擇標準可以用重要性、緊迫性、難易度來衡量。
      重要性是指某種改革在整體中的“權重”。能不能牽一發而動全身，啟動整個系統改革。同時要考慮改革帶來的正負能量及其后果。
      所謂緊迫性是指“時間窗口”的刻不容緩，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比如，此時此域不改革，彼時彼域就可能就亡黨亡國等等，緊迫性趨向于最大化。
      所謂改革的難易度，是指可操作性。比如，合作博弈的改革能成功，難度??；非合作博弈改革難度就大，不易成功。所謂合作博弈，一是有共識，二是利益一致性。改革在進入深水區，這兩條很難同時具備。80年代初期的改革如包產到戶為什么能成功？就是大多數人有共識和利益的一致性。在兩極分化如此嚴重的今天很難有共識和利益的一致性。中央很多政策文件本意是好的，但執行起來就會變成“各取所需”，成為少數人尋租發財的機會，這是為什么？就是因為基本的法制不健全，有利于“強者”而不是“弱者”，房市股市都是如此，都成了少數人掠奪大多數人的工具。這就是中國的現狀。因此，改革的突破口不是技術選擇而是價值選擇，需要突破現有的既得利益格局，需要尋找代表未來利益的改革。改革應是開放性的，應包容絕大多數人的現實和未來利益，包括承認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如果改革代表大多數人的未來利益，如果改革又是開放性的，即使有少數人不同意，即使是非合作博弈，改革成功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因為代表未來利益的改革是包容性的，它把大多數人的未來利益和少數人的既得利益都包攬進來，讓既得利益者受損失最小化。這就需要有一個長遠的基本的頂層設計來謀劃改革。誰來做頂層設計呢？不是哪一個部門、哪一個群體能做得了，顯然要有一個超越于部門和群體利益之上的組織，由這樣一個組織來確定、策劃改革的全局和路線圖及突破口。
      這個組織機構叫什么并不重要，這個組織機構絕對不能設在部門內，應直接隸屬于黨中央政治局，作為黨的一個專門從事改革決策的委員會。正像企業一樣，董事會下屬許多專門的委員會。黨和國家的最高決策機構的中央政治局也應有包括改革在內的許多專門委員會。有了改革的決策咨詢機構，就可以在中央的領導下，將改革的頂層設計和指導改革試點的“突破口”結合起來。改革的頂層設計主要是原則性的、方向性的、統攬全局性的，具體的探索需要試點，需要依靠和發揮各個部門、地區、社群的改革積極性和創造性，要在各個領域、各個層面進行改革的試點和探索，如國企改革、財稅改革、金融改革、土地改革、社會組織監管體制改革、基層民主選舉改革等等，使改革的“突破口”多層次和多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