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進則退”的局面怎么破?
我們在理解數字經濟的概念時還要下工夫。數字經濟不僅涉及技術問題，也是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它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信息經濟后，由產業革命擴大而形成的一種新經濟形態。因此，我們要從經濟形態的高度來理解數字經濟以及它所涉及的各種關系。
如果將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做一個形象的比喻，互聯網類似于實體經濟中的高速公路，大數據是高速路上卡車運送的原材料，云計算、云儲存相當于一個倉儲設施，而人工智能是用數據生產數據的機器設備。人工智能、區塊鏈技術在重構經濟中的各種聯系或關系。
最近幾年，數字經濟在發展中有幾大突出功能：
1.信息密度空前增加。四十多年前，農村一個村里可能只有一部手搖電話，幾千上萬村民通過這部電話獲取或傳遞信息，而現在人人都有一部甚至多部手機且可能24小時開機，所以說數字經濟使數據的信息密度空前增加。
2.信息相互連接?？焖侔l展的電商平臺將產品、生產者和消費者聯系在一起。
3.優化實體經濟。數據增加又被連接后可以優化實體經濟，比如外賣小哥的送貨路線經過數據優化后變得更加快捷、經濟，降低了服務成本。
4.預測未來。通過總結歷史、現在及未來的事物運行規律預測未來，即便未來一定還會有很多不確定性，但可以預判到更多的規律性走勢，特別是捕捉到大的拐點，這樣就可以提前做出優化安排。數字經濟預測未來的作用，我們才剛剛開始利用起來。
關于數字經濟的發展，最近常說的“實體經濟的數字化，數字技術的實體化”，對當下的生產方式產生了巨大沖擊。這些年電商發展起來以后，很多中小實體商店甚至大型百貨公司都經營不下去，商場里經常是售貨員比顧客多，電商對實體商店的沖擊很大，所以有人說“虛擬經濟在沖擊實體經濟”。但這并不是什么新鮮事，歷史上幾次大的產業革命也帶來類似的事情，比如蒸汽火車出現后就對馬車造成巨大沖擊，大家也回不去馬車時代。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數字經濟降低了生產成本，為消費者提供了更多選擇，增加了社會福利。當這樣的巨大變革發生后，整個社會受到全方位的沖擊，包括產業組織形式、就業結構等。
數字經濟時代，平臺企業的規模比工業革命時期的企業規模大很多，而市場份額第一和第二的企業之間差距很大，所以可能存在大企業“贏者通吃”的壟斷風險。“贏者通吃”就會產生不平衡，包括企業組織、市場秩序、經濟、社會甚至政治的不平衡，這將使整個社會的經濟、產業和市場結構面臨重整。平臺經過算法向消費者推薦商品，消費者購買商品時可能發現第二次的購買價格比第一次貴，這就是遇到了常說的“殺熟”問題，消費者會感覺商品價格的不確定性甚至受到“歧視”。還有些平臺企業，憑借資金優勢壓低價格來擠壓競爭對手，而不是通過提升生產效率或經營方式來參與競爭。還有些借助金融科技的詐騙行為，利用互聯網平臺搞古老的“龐氏騙局”欺騙消費者。這些問題涉及平臺本身的問題，也與市場問題甚至社會問題有關。因此，我們需要出臺與平臺經濟發展相匹配的競爭政策、反壟斷政策、就業政策和社會結構調整政策，以應對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帶來的全方位沖擊和調整。
數字經濟帶來這么多問題，我們到底應該怎么看待數字經濟?用一句老話總結——這些問題都是發展中的問題。這里有兩層意思：
第一層意思，這些問題是數字經濟發展以后才出現的問題，也意味著是不發展就不可能出現的問題。如果沒有算法推薦和互聯網平臺，就不可能出現“殺熟”問題。但是能不能不發展數字經濟呢?不能，因為不發展才是更大的問題。
第二層意思，要對癥下藥?，F在討論這些問題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問題，讓數字經濟在下一步獲得更好、更順暢、更被各方所接受、更具可持續性的發展，而不是不發展，更不是要倒退。這一點需要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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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數字經濟監管模式是什么?
關于數據確權的問題現在討論得較多，但目前很難有一個定論，因為數據確實有一定的特殊性。今天我僅從如何推動問題解決的角度，提幾點想法。
首先，中國目前正處在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期，我們必須要利用好這個機遇期。要堅持“用”字當頭，把“用”擺在前面，平衡和處理好數據的產權保護、安全和利用之間的關系，這一條可以作為各地政府發展數字經濟的基本方針來加以明確和堅持，既要重視數據產權保護不利、數據不安全等問題，也要防止有關利益主體借口數據產權和安全問題人為限制數據的流通和使用。強調數據保護和數據安全，要抓主要矛盾，“用”字當頭，不能本末倒置。
其次，在此前提下，目前對數據確權反映最多的兩個問題是關于個人隱私保護和國家信息安全，以及企業的數據增值權益。
現階段，我們對有些問題看得還不是很清楚，也不一定能夠講清楚，所以如果馬上出臺一個法律把問題定下來，效果也不一定好。因此，我們可以從問題導向的角度來看問題。對那些在實踐中看得比較準、有共識的問題，比如個人和機構的隱私、國家安全等重要方面，可以列出一些不能流通或不能交易的負面清單，以此守住數據的產權保護和安全底線。對那些暫時還看不太清的問題，我們的膽子、步子可以更大一些，利用隱私計算等技術放開搞活各類數據流通渠道。
隨著隱私計算等技術發展，我們可以實現數據可用不可見，數據和信息適度分離。利用隱私計算，可以隱藏身份證上的個人姓名、住址等隱私信息，提取身份證上某個地區或某類人群的綜合性數據或抽象信息，最后保證個人隱私的同時又增加了數據的可用性。隱私計算技術相當于一個“黑箱”，這頭把涉及隱私信息的數據放進去，另一頭出來的是不涉及隱私的可用數據。
過去我們想解決很多問題時遇到技術瓶頸，于是不得不制定政策法規，最后發現效果也不好。如果技術上被突破，很多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也是數字經濟很重要的特點。比如區塊鏈就在智能合約中發揮重要作用，“合約”解決的是信任問題，區塊鏈把可能出現的造假都從技術上堵住了。所以，當經濟發展起來后，我們就可以利用技術來解決問題，包括大家目前覺得最難解決的安全和發展關系問題，因此我們要高度重視數字技術、隱私計算技術、區塊鏈技術的發展，政府要帶頭推廣這些技術。
平臺監管中還有很多問題暫時說不清楚，因為問題還在發展中，包括反壟斷問題。某一平臺占的市場份額可能很高，但這個平臺上入駐了幾十萬企業以及幾億消費者，它是一個交易場所，和傳統的大型石油、鋼鐵企業已經不是一個概念，因此對平臺企業反壟斷也和傳統企業不一樣，需要繼續探索。
最近有些地方政府已經出臺了地方性意見、條例或法規，其中有些側重保護消費者隱私和國家數據安全，有些則側重保護企業數據權益。雖側重點不同但各有各的道理，我們不急于下結論，可以讓各地監管部門差異化地去嘗試。等嘗試一段時間，等數字經濟進一步發展，有些問題可以更加準確地把握時，再出臺一些全國性的法律法規，效果也會更好。
最后，對數字企業的監管需要具備全球眼光。數字經濟發展必須堅持對外開放，特別是著眼于人、發力于人，以開放促競爭，以競爭促創新。我們要積極參與全球數字治理進程，要能夠與國際對話與協同，因為數字經濟是全球化的經濟。我們應逐步形成既有中國特色又與國際接軌，既經過時間驗證有效，又能在國際上把道理講得通的新的管理模式。這是我們在數字經濟監管方面應該努力實現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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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企業如何提升自身的治理?
如何鼓勵地方和企業積極探索數字經濟的治理方式，尤其是自身提升治理水平，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準確的、清晰的答案。關于平臺企業的治理問題，首先是它具有雙重性特征。一方面，它作為企業本身規模很大，所謂“老大比過去更大”，因此針對它可能存在的壟斷和不正當競爭問題需要去監管。另一方面，平臺要對入駐該平臺的成千上萬的企業以及若干億的消費者進行監管，它需要去維護平臺上企業之間的市場秩序，包括治理制假售假等問題。
現在有一些問題不大清楚，比如有人提出要對平臺企業的算法進行監管。我不是很清楚要對什么算法、哪一類算法進行監管，因為這本身是個技術問題。另外能否監管得了也不清楚，因為算法一直處在逐步迭代的過程中。還有，有些平臺對入駐規模比較大的企業提供一些特定服務，比如給他們引流量，替他們做宣傳，這實際上是給他們賦能。怎么去界定平臺和這些企業的關系，以及這些企業和平臺上其它企業的關系?現在政府對平臺有一些監管要求，這些要求還要轉化成對入駐平臺的企業的要求，怎么來實現這種轉化?這些都是我作為外行、消費者能夠看到的問題，但解決辦法還看得不清楚。
總體而言，目前平臺企業的治理和平臺企業本身的發展還處在上升期，沒有達到比較成熟的階段，且上升的空間還很大，包括平臺經濟的市場結構調整等。這些問題可能需要各方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共同努力，更多探討，摸索規律，對有些還不清楚的問題留下探索空間，不要急于下結論。如果簡單下結論，最后回顧歷史會發現是不負責任，對行業發展不利。
數字經濟的發展需要有關各方繼續摸著石頭過河。最近我經常講“摸著石頭過河”。有人問，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了，還要摸著石頭過河?是的，因為河不一樣了。四十年前，我們要過的河是如何解決農村怎么搞聯產承包責任制，如何搞企業股份制，如何搞深圳特區等等。四十年后，我們遇到的問題是如何搞數字經濟，如何監管平臺企業。因為這些問題都還不清楚，所以我們還要繼續摸著石頭過河，哪怕是試錯，也是為了能找到一個對的方向。在看待數字經濟發展的問題上，平臺、入駐平臺的企業、消費者和監管部門等有關各方，只有大家都秉持一個比較謙虛的態度，多探索，多討論，為創新留下足夠的空間，都求真務實，最后才能推動這個行業比較正常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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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如何在經濟下行時逆勢而上?
當前國內外經濟下行壓力都很大，大家在探討新增長動力在什么地方，我認為數字經濟就是重要的動力之一。
首先，數字經濟富有創新。最近幾年，創新領域中的獨角獸企業大部分都是屬于數字技術領域。
其次，數字經濟帶動了就業。國家統計局公布了一個數據，中國靈活就業人數已達2億，其中絕大部分就業都集中在數字經濟領域，特別是經濟很活躍的一些城市和地區，比如外賣騎手、網絡主播都是近年新興且快速增加的崗位。
第三，數字經濟具有很強的普惠性。這對縮小收入差距、推動“共同富裕”發揮了巨大作用。
最近幾年我們去農村調研，看到因為電商平臺及物流體系，農產品只需兩三天時間就可以賣至全國各地，這在過去很難想象。西部地區的一個村莊，過去冬天天一黑大家就都睡了，而現在村里凌晨一點還燈火通明，很多人都在搞直播賣農產品。因此，數字技術帶動的數字經濟發展對短期穩增長、長期可持續增長都非常重要。
關于“穩增長”有四點內容：
一、穩預期。穩預期需要一些政策宣示，包括對數字經濟發展需要一些宏觀政策和行業專項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出臺一些具有標志性的深化改革開放的大舉措，這樣才能實質性地增強大家的信心。
二、發展數字經濟，這里要特別調動兩個“關鍵少數”的積極性。
第一個關鍵少數，是企業家。在工業革命早期，資本家、投資者和企業家往往是同一個人，但現在情況發生變化了。現在真正的企業家是組合土地、勞動力、資金和數據等資源的人，這些原本零散的資源要靠企業家組合起來發揮效用。中國這些年的數字經濟發展很快，有些企業僅用幾年時間就壯大了起來，是因為一批擁有企業家精神的企業家，他們有重新組合資源的能力、敢于承擔風險、有膽識以及很強的執行力?，F在特別需要鼓勵企業家的積極性，特別到了數字經濟階段，對企業家精神的需求比以往更加迫切。
第二個關鍵少數是地方官員。我一直講一個觀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很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地方競爭。每個地方經常會看到有一些領導人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企業家精神是一種創新精神，地方政府領導人也可以具有企業家精神。有些地方就是因為有了具有企業家精神的領導人，整個地方的面貌就不一樣了。地方負責人不能懶政。發展數字經濟需要具有企業家精神的領導人，我們要讓這樣的人才脫穎而出。
三、重視對前沿科技的創新。我國的數字經濟這幾年發展不錯，但真正來自中國的創新技術很少，這次政協會議特別強調要突破關鍵技術。這幾年我們也在討論所謂“卡脖子”問題。“卡脖子”的核心涉及技術問題，但底層技術實際上是一些前沿的科研成果，所以要想在底層技術和源頭創新上突破，關鍵要能夠形成一種與前沿科技成果相配套的自由探索的環境、文化和機制，特別是激勵機制，而這正是我們目前比較缺失的東西。
四、要強調頂層設計和基層實驗相結合。頂層設計主要是“指方向，畫底線”，把往東還是往西的大方向說清楚，把什么事不能干、什么局面要避免的底線畫清楚。除此之外，要放手給市場，盡最大努力去調動地方基層、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讓他們去探索。只有讓市場活躍起來，讓市場的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所謂的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