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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戰:當前經濟運行的深層原因剖析

時間:2021-07-24 01:02

      中央政策的落實效果與存在問題,往往從地方層面看更具切身感受。在理論與實踐上,我們對于過去10余年來的經濟運行還沒有研究透徹。這10年中國經濟發展迅猛,通常認為是兩個主要因素:一是中國加入WTO;二是快速城鎮化。其實還有第三點,即分稅制改革。分稅制對工業增長的市場細分起了關鍵作用。但是,分稅制的不完善,在運行中產生了一些問題。財政收入70%在中央,30%在地方,而70%的事權在地方,地方唯一的口子就是“土地批租”。這種格局下產生了中國經濟運行中的許多看似奇怪的現象。
譬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候,銀行一片壞帳,但是短短幾年中國的銀行業是世界范圍內規模最大,負債率最少,什么原因?主要是通過上市。也正因如此,2003年后國有商業銀行與央企的兩大上市,最典型的中石油上市,成為股市6000點跌至1600點的轉折,不僅壓垮了中國直接融資市場,并帶來了一系列宏觀經濟運行與調控問題。
      國有商業銀行上市給金融調控帶來很大問題。因為中國利率、匯率并沒有市場化,所以只能進行窗口指導、存貸比,以及后來通過存準率調控。上市前原有的金融調控是平衡的,一方面銀行的利率相對固定,存款和貸款之間存在3分利差,銀行必定賺。另一方面,銀行必須受制于央行存款準備金準率。存準率從9%逐漸上升到19.5%,最后100塊錢只能貸80塊錢。但是,國有商業銀行上市后,這樣的調控方式未必奏效。因為,銀行要向證交所報送季報、中報和年報,如果利潤達不到要求怎么辦?于是,銀行業開始增加表外業務,從3000億直至9萬億。存準率提高與利潤最大化的矛盾,最終導致了表外業務的膨脹。這對經濟影響特別大,銀行出來的貸款利率可能是5點幾,但是通過個人理財、信托、基金,到實體經濟層面,都達到15-20%。表外業務擴大以后,整個產業結構調整、實體經濟發展的空間就被擠壓。當前,許多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面臨著資金多、資金貴的問題,結構無法調整。更加促使許多實體經濟企業布局賺快錢的地產行業,高成本的銀行表外業務資金也汾涌進房地產業,大大影響了這一輪產業結構調整。
      央企上市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由于要向證交所送季報年報,為保證上市后利潤的持續增長,大多數央企都開始涉足房地產行業,反而偏離了國計民生和國民經濟命脈的定位。之后,中央要求央企退出地產行業,但事實上并沒有真正落實。結果是國民經濟導向財富驅動,不是創新驅動。2003年,我們在一個發展報告當中提出從“投資驅動走向創新驅動”,但當前許多地區是要從“財富驅動往后退到創新驅動”,這個事情難度很大。
      再看地方政府熱衷的土地批租。地方土地財政背后問題實質是中央和地方的財權事權問題,是分稅制不徹底的副作用。在土地批租初始,象征性收1%的土地出讓金,其他都給地方,事權都交給地方。財權在中央,土地批租權交給地方,這等于鼓勵地方政府搞“土地財政”。因為一塊地出讓可以帶來30%的本金和70%的銀行貸款。官員任期是5年,現在的平均任期不到3.7年,如何能在任期內出政績?地產商就配合各地政府搞地標的需求,建造最高樓,圈地搞地產,把錢賺回來,這樣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也傾斜到了房地產上。
     最后,財富驅動大大提高了產業發展與創新創業成本。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在批地上,當然希望批地價格高點。而房地產成本提高必帶動工資成本提高。工資成本上去了,決定了很多產業,尤其是制造業沒有辦法繼續做。譬如創新,交大學電子工程出來的學生,做投行的第二年每月拿2—3萬塊錢;而搞技術創新的只有幾千元,只是面上給一點天使基金,誰去創新?我們還可以從成本看外資?,F在有關部門總是理直氣壯的說外資沒有問題,進出口沒有問題,但是我認為一定有大問題。為什么?這10年我們的成本大幅提升,除了匯率高估,資金成本高,勞動力成本都很高。國際金融危機已經7年了,經濟增速年年下行,而我們要求最低工資每年要增長13%,全世界沒有這樣規定的。所以,現在外商感覺完全不一樣,認為現在中國不需要外資了,這是資金成本、匯率成本、勞動力成本和大宗商品成本高企、優惠政策取消、反壟斷罰款等綜合事件分析的結果。單一政策方向都正確,但疊加效果令人擔憂。
      這個問題首先反映在中西部地區的外資進入堪憂。目前外資走向主要有兩個:一是去東南亞。越南利用外資的數量增長得很快;二是我們所期望的是從東部走向中西部,應該說也出現過這種勢頭。但是,2012年房地產企業從三四線城市撤退,意味著前一輪復制東部加工貿易粗放型增長模式的結束。本來中西部要復制東部搞開發區、新區,引進外資,帶來就業與購房者。房地產企業按照原來的模式造好房子等著企業進來,結果沒人進來,房地產企業就從三四線撤退了。所以,中西部要消化房地產的問題,為時還長,9年房地產宏觀調控,為什么70個城市房價依舊居高不下?從地方上看是很清楚的,因為指標設置不科學。中央按照規劃人口給指標,比如上海規劃人口1850萬人,實際人口2400萬人,欠缺幾百萬人口的土地指標。而在人口導出地區的土地指標卻虛高,這樣70個城市肯定是房價居高不下,同時在很多人口導出地區一定有空城和鬼城。我曾到一個地級市,總人口73萬,造了一個46平方公里的新城,可以容下46萬人,我問當地領導,人哪兒來?他說我的房價便宜,很多人會來買。問題是周邊城市都這么做、這么想,人反而成了稀缺資源。
      這些問題如果不研究清楚,很多政策難以對癥下藥。經濟學除了理論研究之外,更重要的是實證研究,如果把這些問題研究透了,相信中國的回旋余地還是很大,彈性也會很大。工具箱里面的東西很多,關鍵在于判斷,如果判斷準確,解決辦法一定存在。我對整個經濟并不悲觀,講到潛在增長率大家的基本看法一致,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走,存在許多機會?,F在有很多創業企業生存得很好,北京和深圳在創新方面走在前列,這與中小板、創業板有很大關系。上海也希望走快點,其中需要在天使資金、風投、對沖基金、中小板市場等科技金融上全面跟進,上海在創新配套環境方面還需要加大制度建設力度。總理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講了5遍。創新要從小微企業做起,但力度不夠,可考慮將減免稅額提高到2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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