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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鐵:改革要注重微觀主體

時間:2021-07-24 01:01

      開門見山,我們研究城鎮化問題,看起來是一個宏觀問題,實際是研究微觀的事情。我們這么多年注意到了,大家對于宏觀的事情過于關心,但是對于微觀的事情關注度嚴重不夠。今天上午很多專家也談了關于微觀的問題,比如房地產的問題,經濟下滑的問題,但是微觀研究的問題到底在哪里。
一、微觀研究的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們在微觀經濟總體對經濟增長的制約和推動作用方面研究得不夠。我們學習西方經濟學都知道,在西方國家推動微觀經濟增長的主體只有一個,就是企業家。企業家由于自身整體利益的放大,對經濟增長會起到推動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將導致經濟周期的波動現象。然而,推動中國微觀經濟的主體不僅僅是企業家,在某種程度上企業家起不到主導作用,起主導作用的是政府。中國的經濟增長實際緣于雙主體的推動力。為什么講“雙主體”?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有各自的增長作用,但是政府對于推動經濟增長的興趣不亞于企業家,而且推動力非常強。第一個推動力是政府可以壓低要素成本,壓低土地價格、壓低勞動力價格、壓低環境價格,這在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政府可以做到。第二個推動力是政府可以調動資源,不僅調動公共資源,而且可以調動社會資源。
      在推動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既解決了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必須降低企業成本的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條件,也通過調動資源完成了每一屆政府所干的事情。和企業家不同的是,政府不是以效率最大化為目標,而是政績最大化。在雙主體推動力的作用下導致了一種反差,一方面企業希望通過效益最大化獲得企業最高的利潤,而政府是政績收益最大化,但是要通過短期行為形成“政績最大化”,腐敗問題就隨之而來,導致中國經濟出現了畸形發展。在畸形的發展態勢下,宏觀調控手段往往在頂層到基層的傳遞過程中被扭曲掉了。我在文章中寫到“房地產對經濟發展的驅動作用”時特別強調,我們判斷房地產會出現結構性過剩,就是由雙主體特別強烈的驅動作用造成的。我們知道房地產既是一個商品,也是一個投資品。如果認為它是商品,那么隨著市場經濟的增長就一定會出現過剩和庫存,如果僅僅從企業家利益講,庫存過剩也只是一個有限的規模,但是一旦政府繼續推動,那它的波動會嚴重放大,會超出我們的預期,這是導致現在的經濟結構調整難度越來越大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們研究中國經濟、研究改革,那么,我們到底要研究什么?過去雙主體的推動力量呈現形成了一個良性的互動過程,畢竟降低了企業成本,造就了世界工廠的地位,但是,現在卻出現了嚴重的制約作用。在這樣的陣痛期,怎么樣才能通過改革,把雙主體推動下的政府機制調整回來,這不僅面臨著非常大的壓力,而且也沒有得到足夠的認識。如果宏觀調控政策沒有解決這個問題,還再繼續刺激房地產,那么還會繼續放大政府的壓力。我們現在到地方去調查,絕大多數地方政府都不知道以后要怎么干了,前任已經把地賣光了,而且未來多年的地都賣光了,而房子又賣不出去,同時金融體制改革各方面跟不上去,所以地方政府的壓力很大。我想,這時候是最艱難的時候,卻也是調整機制最好的時候。
      第二個問題,我們對于中國實體經濟發展困境的研究不夠。我們對中國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機制有一個忽視,因為在雙主體房地產發展過程中,我們投機所獲得的利潤機會遠遠大于創新所帶來的機會。80年代我們到地方調查,一個鄉鎮企業家一年十幾萬的利潤,辛辛苦苦的手工作坊,一年兩年的干著,比如溫州的德力西、正大集團都是從手工作坊發展起來的,一年十幾萬利潤,干得很辛苦,但是現在由于房地產股票市場的畸形發育,我們投機的誘惑力遠遠大于投資的動力。正因為整個社會給提供了這么一個環境,在中小企業發育伊始,其創新愿望就大幅度下降,企業家不愿意再腳踏實地的搞企業了,一套房子一年的利潤遠遠超于經營小作坊十幾年的利潤。社會的心態和制度環境把實體經濟的創新能力給大大壓抑了。
      第三個問題,我們還要研究土地問題。盡管我們也要研究金融問題、財政問題,但中國的土地問題是大問題。中國土地問題既兼金融功能又兼財政功能,而且又涉及到整個農村的發展。如果土地搞不活,那么我們整個經濟發展的動力就很難得到進一步的發揮。先不說土地到底是私有、公有,怎么調動城鄉土地資源的流動,現在中國整個城市發展所開發的土地規模之大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日本和中國臺灣地區肯定不是一個發展模式,韓國有點類似,我們調查北京平均土地開發規模是150畝,所有土地在經過房地產過度開發之后,大大抬高了城市成本,一邊招商引資降低土地成本,一邊通過房地產開發大大抬高城市成本,使服務業發展受到了很大壓制。上午,有專家說中國服務業比重有問題,我不大同意這個觀點。如果我們未來還要靠工業發展,而資本和技術是要替代勞動力的,那么未來的就業一定會出現很大的問題。很多人說中國的勞動力供給不足,我的觀點是過剩長期存在。如果研究一下農村問題就會發現,目前中國農民在常住口徑下人均占有3畝地,在戶籍口徑下人均占有2畝地,相當于韓國的2.5分之一,如果我們未來達到韓國的人均占有耕地水平,那么農村還可以釋放出2.7億勞動力。我們農村還沒有實現規模經營,河南、四川人均才1畝多地,怎么會出現勞動力供給不足?在這個情況下,未來我們要走創新型發展模式,走資本密集型發展模式,資本和技術替代了勞動,我們的就業問題怎么解決?農業問題怎么解決?所以當我們站在更宏觀的角度討論時,我們發現問題非常嚴峻,長期來講,我們的勞動力過剩是不可避免的趨勢,而不是勞動力不足。
      從這個角度怎么看土地問題,一個是大大抬高了成本,既包括了創業成本也包括了服務業的成本。我們現在的服務業和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同等收入水平的國家,同等城鎮化水平國家相比要低8個百分點左右,也就是說,服務業帶動就業增長的潛力還沒有得到發揮。如果我們按照韓國的模式,地方政府大規模拍賣土地,雖然簡單方便,但是會大幅度增加社會矛盾,所以未來我們可以改革的突破點還很多。
二、改革的三個突破點
      第一,通過什么手段來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遏制地方不講效率的政府性投資和調動社會投資搞政績工程的短期行為。許多地方建一個文化中心、建一個生態城,幾個億、幾十億就花進去了,隨便到任何一個地方看,這種無效率的投資太多了。如果我們把這些投資放到好項目中去,它會發揮什么樣的作用,這是值得我們認真分析的。地方政府要干些什么?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這是第一要務。
      第二,要解決政府治理創新的問題。這涉及到一系列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所有出臺的改革文件,都是大家能欣然接受的文件。比如,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出臺了,新型城鎮化試點政策也出臺了,但是,政策出臺之后等于沒做,誰都認為這個政策是可以接受的。大家都能接受的政策,還能叫改革政策嗎?所以我想未來的改革政策中恐怕會觸動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利益結構調整。
第三,通過什么樣的方式來解決創新問題,在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上還有很大的空間可做。
三、改革戰略三要點
      我們的改革戰略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要了解地方政府發生了什么。過去我們改革總強調頂層設計,現在我們抓微觀的成功經驗來進一步推廣的政策幾乎沒有,全部是頂層設計,而且是根本不了解地方實際的頂層設計,行政層次又多,執行阻力又大,所以我覺得未來改革,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抓企業還是抓地方政府,還是抓小點?北京、廣州、上海,這些城市怎么抓?全抓了,就等于沒抓。如果抓了某個城市的一個點、一個社區、一個基層、一個鎮,或者是某個企業,也會見效,然后我們再拿不同的經驗進行復制,中國最大的特點是復制特別快,這是改革的第一個方面的內容。
      第二,要抓住薄弱環節,進行戰略性突破。我們一提到改革,總是以為所有的都要改,東邊改西邊也改,全方位作戰,全面開花,最后哪個都改不成。怎么抓住薄弱環節推進?其實這和打仗是一樣的,寧斷其一指也不傷及十指,一個個部門、一個個企業進行攻堅,哪個企業不行了就把哪個徹底改掉。如果從這些試點經驗推起,那么可能很多改革措施就能更有效地推動。
      第三,要結合國情,不能完全走教科書的方式。最近這些年教科書可歸為兩類,一類是比較保守的傳統理論;第二類則完全西方化。我認為兩者都不可取,中國的實踐應該是在特別復雜的利益結構中找出我們改革的突破點。這幾十年中國的增長是由兩種體制來推動的,雙重利益主體的推動是30年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這點不能輕易否定,但是怎么從現在已經制約經濟發展的被動狀態調整為繼續降低經濟和社會發展成本的主動狀態,需要我們去認真研究。
我講的是怎么樣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進行治理創新,繼續降低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本,這個成本的降低還有很多空間可做。我覺得這是需要在未來的改革中進一步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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