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斷一個區域未來究竟有多大發展潛力，多數人是從區位優勢這個基本概念談起的。在全國各地調研發現，當地政府官員介紹區位優勢，無外乎就是距離機場、火車站、碼頭、交通主干線等有多近，似乎區位優勢就等同于交通便利。在有形商品大進大出、工業經濟為主的時代，便捷的交通無疑是最大的區位優勢。但當我們走進無形商品加速迭代，特別是數字經濟引領的時代，有必要對一個地區所具有的區位優勢進行重新界定。

　　為何“區位”會成為影響經濟活動的關鍵變量?早期經濟學者關于區位的研究，主要是解釋不同產業的區位選擇和布局。其中最負盛名的，要數德國農業經濟學家杜能，他在1826年出版的《孤立國同農業和國民經濟的關系》一書中提出，城市周邊的農業土地利用方式，會呈現出以自由式農業圈為中心的六層圈層結構，學界稱為“杜能圈”。

　　杜能是個經驗主義者，為獲得研究數據自己還購置了農場。但他同時又富有想象力，假象了一個“孤立國”來討論農業生產布局問題。其中心思想是，在孤立國只有一個中心城市的假定下，農產品生產的利潤取決于運費是否高昂，距城市中心不同的距離都應有各自最適合于耕種的農作物。距離中心最近的第一層是自由式農業圈，主要為蔬菜、牛奶、鮮花等易于腐壞且運費高昂的產品。第二層則是林業圈，用以為城市居民做飯和取暖提供木材，因而其運輸距離亦不能太遠。第三、四、五層主要種谷物，第六層主要經營畜牧業。

　　這里暗含的判斷是區位優勢一定是相對于具體產業來說的。顯然，在杜能圈體系中，對于那些運費高昂的農業產業來說，離內部中心區域越近的位置，發展這個產業就越有區位優勢。因此，不宜脫離具體產業或產業結構，空談廣泛意義上的區位優勢。工商業文明時代的區位優勢和農業生產主導的時代是截然不同的。農業區位優勢，要點在于“向內”與城市中心的距離;而工商業時代的區位優勢，則重在“向外”通達全國的便利程度。要問的是，為什么同樣是要降低運輸成本、同樣基于地理位置描述區位優勢，代表“優勢”的方向如此不同?

　　對比發現，它們雖共同涉及商品運輸，但商品的流動方向存在差異。在杜能假想的孤立國，只有一個中心城市，農業產品唯一的流向就是城市的中心區域，距離中心區域近也就更有優勢。在農業文明時代，農產品的市場交換，在區域內幾乎都圍繞著區域的城市節點;但是在工商業時代，商品跨區域流動成為主流，市場交換的范圍大為擴展，特別是隨著依托遠洋航運、車站碼頭的現代物流業快速興起，能夠更便捷地接入外部市場就構成區位優勢。

　　1909年，德國經濟學家韋伯出版《工業區位論》，考察了大規模的人口跨區域流動與工業區位選擇，提出了工業布局的最小費用原則。中心論點是，在人口跨地域大規模移動的條件下，生產者距離產品消費市場綜合費用最低的點，就是最佳區位點。最理想的區位，應選擇在生產和運輸成本最小點上。因此，在運輸成本成為最重要約束條件的時代，控制了交通要道的地方最具有區位優勢，也更容易發展出大規模城市體系。

　　觀察一下歷史上較早形成的世界性城市，多數是陸路交通的節點城市和海洋交通的港口城市，它們在“貨暢其流”中凸顯了其區位優勢。“條條大路通羅馬”的諺語，證明羅馬這樣的節點城市交通之便利。地中海岸的城市威尼斯，輝煌時期曾獨占地中海海權，13世紀至15世紀是全世界最有實力的海上強國，直到16世紀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國家開辟了通往亞洲和美洲的新航道，威尼斯才日漸式微。

　　說到底，在工商業時代，用地理位置向投資者描繪一個地區的區位優勢，就是向其傳遞這樣的信息：該地區能夠更容易接入大規模市場、更加便利貨物運輸。特別是，在物流成為整個商品流通“梗阻”的年代，一個地區擁有便捷的交通體系，是引得投資“客似云來”的基礎。不過，讀者要謹防落入“地理區位優勢陷阱”，不能想當然地認為，距離交通要塞近的城市，就一定能夠“自動地”把其區位優勢表達出來。地理區位優勢的發揮要以能夠獲取到有效的市場需求分布信息為前置條件的。

　　改革開放之初，坐落在甌江北側山巒之中的溫州市永嘉縣橋頭鎮，遠離杭溫公路35公里，相比其他區縣，顯然不具有紐扣生產和運輸的地理區位優勢。但憑借近萬名跑遍全國的采購和銷售人員，能夠迅速感知市場需求信息，而后才有機會發展出一個全國有名的紐扣專業市場。溫州模式當年全國聞名，靠的可不是地理區位優勢。

　　到了跨越地理位置和空間限制的數字經濟時代，接入大規模市場，不再主要依賴有形的高速公路;感知市場需求分布，技術上也不再主要依靠人海戰術。對依賴市場信息特別是數字經濟產業的企業家來說，他們看重的不再是距離機場和高速公路的遠近，而是接入網絡平臺、數據中心、信息集散、數據存儲等的便利和難易，突出地依賴無形的“信息高速公路”。

　　可以說，工商業時代的區位優勢，是定義在“地理位置”上的;數字經濟時代的區位優勢，則是定義在“信息節點”上的。能否把有形商品運出去，在今天四通八達的中國已經不再是主要約束，但能否把市場信息聚合起來并智能化運用，才是關鍵。因此，工商業時代不具有地理區位優勢的地方，數字經濟時代反而可能一躍而上，形成獨特的數字區位優勢。借助低氣溫、高海拔等自然條件發展成為數據中心的貴州，顯然算不上具有傳統區位優勢，但是隨著這些數據中心陸續建立起來，貴州便有了顯著的數字區位優勢。

　　2020年，貴州省GDP總量在全國排名僅第20位，但根據中國信通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0年)》，貴州數字經濟增速已連續5年排名全國第一、數字經濟吸納就業增速連續兩年排名全國第一，大數據產業發展指數位已高居全國第三。而經濟本來就活躍的杭州，則依靠已形成的數字區位優勢，在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以及區塊鏈等前沿產業全面布局，在云計算服務領域為全國提供了70%以上的云計算能力;在視頻監控設備領域，三家本地企業市場份額就占據了國內市場的58.2%和全球市場的37.4%;而在電子商務領域，杭州更是聚集了超全國1/3的電商平臺，支撐了全國85%的網絡零售及60%的B2B交易。

　　這在工業時代是無論如何都難以想象的。在數字經濟方興未艾、地理距離已經不是關鍵約束的時代，對于那些重點以數字和互聯網產業發展為主的區域來說，地方黨政干部的思維，也要從傳統區位優勢轉變到數字區位優勢上來。能否成為數字經濟時代的“信息節點”，將在更大程度決定數字經濟時代的區位新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