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洪虎

訪談者：肖冬連、魯利玲

時間：2018年2月

整理者：肖冬連

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策，確定實行改革開放的方針，開創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為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礎。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歷程被實踐證明方向是正確的、步驟是穩妥的、成效是顯著的，深受我國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備受國際友好人士的贊譽。就經濟體制改革而言，我個人認為，有幾條重要的經驗：

首先，改革始終堅持黨的領導。改革開放之初，黨中央作出了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制定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政治綱領，把堅持黨的領導與堅持改革開放有機的結合起來，始終地把握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幾乎每屆黨的中央委員會都作出了專門有關經濟改革的重大決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的論斷；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雖然沒有專門制定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但全會討論了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方針和政策、措施，并原則通過了《關于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這些都涉及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容。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作出了《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也是一個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因此，從黨的十二大開始，基本上每屆中央委員會的第三次全會，都會對經濟體制改革作出重大決定。

第二，改革的思想路線確定得好。改革開放的思想路線首先是貫徹黨的思想路線，“黨的思想路線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其次是堅持從中國的國情和發展階段出發，不唯書、不唯外、只唯實，走中國自己的路。再次是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提倡解放思想，鼓勵大膽探索，支持理論創新。最后是堅持“摸著石頭過河”的思想論和方法論。“摸著石頭過河”的本意是“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因為我們的改革，問題復雜，不能要求過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論研究、經濟統計和經濟預測，更重要的還是要從試點著手，隨時總結經驗，也就是要摸著石頭過河。開始時步子要小，緩緩而行。”現在有些人批判“摸著石頭過河”，說改革已經到了深水區，根本摸不到石頭了。實際上他們沒有理解，“摸著石頭過河”是形象生動表述的一種改革的思想論、方法論。

十二屆三中全會會場

第三，改革的方向選得準。改革從一開始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到后來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后表述為“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把這作為改革方向，而不是作為改革目標的表述納入了《憲法》，這是非常準確的。改革是與發展相伴生的，發展沒有止境，改革永不停步。生產力是持續發展的，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以及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是不斷存在的，改革應該永遠在路上，而無止期。至于制定改革的階段性目標，應當與發展的階段性目標相適應，改革是為發展服務的。我認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不如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提法更為準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國家運用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經濟運行方式。正像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指出的“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市場配置資源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市場配置資源是起基本的、普遍的作用，而在這個基礎之上還需要國家的宏觀調控，這是市場之上的、體現國家意志的集中調控，以防止和避免市場調控產生的盲目性、無序性和單純的逐利性。而如果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那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改變不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的。我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屬性，不僅僅在這種體制內所體現的一些社會主義特征，而更重要的是體現在實行這種體制的國家的社會主義特征。社會主義國家的宏觀調控，集中反映的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按照這種利益進行宏觀調控，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本質的社會主義特征。

第四，改革的路徑符合中國實際。中國的改革中國改革是在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起步的，目標是要實現中國現代化。而現今的世界，實現現代化的卻是實行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本來應該是比資本主義制度更進步的社會制度，而社會主義的中國生產力卻遠遠落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因而，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成了當務之急。而生產力是沒有社會制度區別的，要發展生產力，照抄照搬生產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模式，很容易成為必然的選項。但是，中國走的是一條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現代化的路子，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從此，中國的改革圍繞著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堅持改革、開放、搞活有機結合起來。在改革尚缺少總體規劃的情況下，中國的改革最先從農村開始，著手解決農業的問題，這樣起步容易控制。同時，先引入外國的先進技術，包括13套大化肥和上海寶山鋼鐵廠等先進技術；然后，又在小范圍內實施對外開放，在廣東、福建兩省先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后設立四個經濟特區，再逐步開放沿海14個港口城市，有控制的引進外資。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首先抓企業的改革，把增強企業的活力，特別是增強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業的活力，作為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但改革的步驟首先從小企業開始。在市場體系建設方面，先建設居民服務和小商品市場，放開居民服務、食品（糧食、食油除外）和日用消費品的價格；再建設工業品市場，逐步放開一般工業品的價格，然后是有控制的放開基礎原材料和能源的價格，再放開土地和礦產資源的價格。接著建設盤活金融資產的外匯、債券、股票和期貨市場。最后是建立勞動力（人力資源）市場。這樣，使能夠實現市場配置的要素都逐步有序的進入市場。這種穩妥有序的改革，避免了按西方經濟學理論設計的“休克療法”帶來的經濟崩潰、導致的社會制度瓦解的后果，這是中國改革最成功的地方。

第五，改革始終堅持為人民群眾謀利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須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努力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更加廣闊的前景。”把改革開放從解放思想、解放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增強社會活力提升到促進社會進步，增進人民幸福的高度。這樣的改革才能深受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才能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參與，人民才能成為改革的主力軍和生力軍。

中國的改革無疑取得了史無前例、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任何深刻的、大規模的社會變革都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特別是回過頭來審視親身參與的歷史過程，總是可以以“馬后炮”角度進行一些品頭論足。我覺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需要反思的主要是：

首先，過去的經濟體制改革，偏重為經濟建設發展服務，為促進社會進步、人的全面發展關注的不夠。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始于“文革”帶來的經濟瀕于崩潰的基礎之上，發端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的歷史時期，自然應該關注于經濟發展。但是，改革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就必然要求更加關注社會進步和人的發展，這就不能僅僅限于從經濟建設方面理解經濟體制改革。改革初期，我國在1984年制定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在1985年又分別制定了《中共中央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和《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可見當時科學技術體制、教育體制是游離于經濟體制之外的。隨著改革的逐漸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擴大范圍，逐步延伸到科技、教育、文化、社會事業、人才建設、行政管理、生態文明等領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包括多方面的“全面改革”，同時還強調了全面深化改革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進一步把改革引向促進社會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方向上來了。這是今后推進改革需要注意把握的“全面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第二，過去的經濟體制改革，重視了生產資料制度的改革，對勞動力制度的改革重視不夠。社會生產過程是勞動力和生產資料有機結合的過程。勞動力是最具有創造性、最活躍的生產要素，解放生產力最關鍵的是解放勞動力，發展生產力最核心的是發展活勞動。我認為，勞動力是依附在勞動者個人身上的人力資源，是屬于勞動者個人所有的生產要素，因而，勞動者不是商品，而勞動力是具有商品屬性的經濟資源。勞動力是通過勞動者在勞動場所與勞動崗位之間的流動，實現與用人單位之間的價值交換的。勞動力與不同所有制的生產資料結合，形成不同的生產關系，生產資料有所有制的區別，而勞動力不應該有所有制的區別。過去的經濟體制改革，比較重視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調整，強調“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而對勞動力的個人所有關系和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的勞動關系、勞動者與社會的關系研究的不夠。今后的改革要更加注重解放和發展勞動力。

第三，過去的經濟體制改革，比較重視確立國家與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之間的正確關系，而忽視了確立社會與這些組織之間的關系。我們提出過“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的方針，這無疑是正確的，今后改革還應該堅持這些方針。但是，我們忽視了這些單位、組織都是人群集中的地方，都是社會細胞，都與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F代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法律治理體系框架下，包括政府治理體系、社會治理體系和用人單位治理體系三個層次的。只研究建立政府治理體系是不夠的，還需要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和用人單位治理體系，這樣才能完整地促進國家富強、社會進步和人類發展。

第四，過去的企業改革，比較重視確立國家和企業之間的正確關系，而忽視了確立職工和企業之間的正確關系。我國1984年就提出“增強企業的活力，……是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圍繞這個中心環節，主要應該解決好兩個方面的關系問題，即確立國家和全民所有制企業之間的正確關系，擴大企業自主權；確立職工和企業之間的正確關系，保證勞動者在企業中的主人翁地位”。經濟體制改革圍繞著解決國家和企業之間的關系做了大量的工作，而解決職工和企業之間的關系，所做的工作不夠充分。雖然我們制定了《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但這是不夠的。把解決這種關系只當作是企業的事，這種認識也是片面的。2001年修訂的《工會法》很多規定過于簡單，操作性不強。勞動者在企業中的主人翁地位含義不明確，有強烈國家主人翁的政治含義，在政策上也僅強調在公有制經濟中職工具有主人翁地位，而沒有把它作為普遍的原則加以貫徹。

第五，國有經濟企業的改革，一直沒有把國有企業與國有經濟的多種實現形式區別開來。前面我已經說到，國有經濟企業的改革經歷了國營企業、國有企業和國家出資企業幾個階段，也談到了國家出資企業有國有獨資企業、國有獨資公司、國有資本控股公司和國有資本參股公司四種形式。最近，又出現一種國有資本全資公司的形式，它不是國有獨資公司，而是指兩個（含兩個）以上國有資本出資人，而沒有其它非國有資本出資人，投資設立的公司?，F在，在黨和政府的文件中經常出現的“國有企業”指代不清，它實際上應是“兩權分離”后的“全民有所制企業”，當前，準確的應該稱為“國有獨資企業”。這是一種非公司制的企業，是建立在企業國有財產“所有權”和“經營權”適當分開理論基礎上的企業經營形式，不是建立在“現代產權制度”、“現代企業制度”以及“國有資本”和“出資人”理論基礎上的企業經營形式。今后國有經濟企業的改革需要繼續沿著建立現代產權制度、現代企業制度和國有資本出資人制度的方向推進。

今年（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一些往事可能記憶不準，但寫出來供研究參考。回憶往事，為國家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既感到歡欣鼓舞，又深覺成就來之不易。企盼我國的全面改革將創造新的輝煌，對此，我充滿信心。